儒家、佛教与《形影神》组诗之思想归属

儒家、佛教与《形影神》组诗之思想归属

陈寅恪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感慨：“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甚众，论其思想者较少。”自此之后讨论陶渊明思想者与日俱增。包括陈寅恪在内，所有讨论陶渊明思想的学者都离不开其《形影神》组诗。论者皆以为《形影神》组诗在陶渊明诗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了陶渊明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然而一旦具体到《形影神》组诗之思想归属，各家则见仁见智，各持己见。或将陶渊明《形影神》组诗的主导思想归之为儒家思想；或归之为道家、道教思想；或归之为反佛教之宣言；或以为组诗包含着不同的人生境界；或以为《形影神》组诗是一组关于死亡的深邃玄思。笔者在研读《形影神》组诗及前哲时贤的高论之后，形成了一点粗浅的看法，条叙于后，望大雅君子有以教我。

儒家、佛教与《形影神》组诗之关系

关于陶渊明与儒家思想之关系，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在明清两代，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熏染的学者多把陶渊明看作自己的同调，他们认为陶渊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形影神》组诗旨在表现孔孟之道。陈仁子曰：“观渊明此语，便是孔子朝闻道夕死，孟子修身俟命之意；与无见于道、留连光景以酒消遣者异矣。”马墣曰：“渊明一生之心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而迄莫有知之者，可叹也！其中得酒、立善、委运三层，惟一立善而已……则委运者，渊明无可奈何之归宿处，虽古今之大圣有不能逾焉者，况渊明乎？而渊明之此心，诚孔、孟以后仅见之一人矣，谁则知之也乎？”温汝能曰：“末总言人生天地，顺受其正，则超脱形、影，神自不灭，不喜、不惧，应尽须尽，是为圣为贤本领，成仁成义根源，若徒以旷达语赏之，非深于陶者也。”陶渊明身上兼备儒家和道家思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醇儒，但这些传统士大夫无不认为陶渊明是孔孟思想的当代传人，他的《形影神》组诗意在宣讲为圣为贤、修身俟命的大道。

陶渊明的“性本”之中不光爱“丘山”，同时也爱“《六经》”。《饮酒》十六写其少年情怀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成年之后，他与朋友唱和云：“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处在生命盛年时的陶渊明写出：“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直到隐居多年之后，他依然不能忘怀早年的壮志：“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饮酒》其二十表现了陶渊明一生对于儒家的敬仰之情：“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诗肯定了孔子的伟业，痛斥狂秦焚书坑儒的罪孽，感慨“六籍无一亲”的凄凉景象。陶渊明对儒家的挚爱，再加上他不事二姓的传言，给传统士大夫增加了立论的底气。

平心而论，陶渊明的确具有一定的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只占陶渊明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具体到《形影神》组诗中，“立善”作为组诗的重点之一，是被否定的对象。《影答形》云：“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与饮酒比较，酒虽然能消解忧愁，但不如立善会有遗爱流布。《神释》云：“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从道家的角度看，和“饮酒”一样，“立善”也属于伤生之一端。与委运自然相比，“立善”等而下之，不值一提。在本组诗中，“饮酒”“立善”“委运”三者先后出现，最后的结论是“正宜委运去”。在这组诗中，陶渊明分明肯定的是老庄思想。

关于《形影神》组诗与佛教思想之关系，在古代中国虽然有人涉及，但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宋人叶梦得曰：“不过‘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谓之神之自然耳。此释氏所谓断常见也。”叶氏将陶渊明思想与佛教思想联结在一起。清代方熊曰：“公于禅理似达，此章笔端亦复潇洒。”他认为《形影神》组诗含有一定禅理，这样的提法大家都不会否认。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提出“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将《形影神》组诗视为反佛之宣言。20世纪50年代，逯钦立进一步认为：“此诗作于晋义熙九年（413）之顷。主旨是反对违反自然的宗教迷信，乃针对当时庐山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而发，亦涉及道教徒的‘长生久视’说。慧远写作《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以形影神三者宣扬佛教迷信，陶则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陶渊明之所以写作《形影神》组诗是专门针对《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而发，于是把《形影神》组诗的写作时间与慧远在庐山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等阐发形灭神不灭论，它们认为人的肉体可以腐朽，但灵魂可以永世长存。慧远《万佛影铭》曰：“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在一句话中，集中出现了神影形3个名词。慧远于义熙十年（414）在庐山东林寺召集123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据佚名氏《莲社高贤传》载：“（渊明）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陶渊明前往庐山，意在饮酒，他的内心与佛教格格不入。范缜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陈寅恪提出“渊明固亦与范缜同主神灭论”，后人遂把《形影神》组诗视为范缜无神论思想的先导。《形影神》组诗意在表现无神论思想的说法在20世纪50-60年代具有广泛影响，在一些读者那里几乎成为定论。

关于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钱志熙说：“渊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过佛教的空无思想的影响陶渊明与道家思想，渊明有一种人生如幻、人生如寄的思想……但是渊明没有接受非理性的三世轮回思想，就如不接受神仙家的长生久视、轻举游仙的思想一样。”两晋时代的文人多多少少会受到了佛教的熏染，这当是一种普遍现象。陶渊明在诗文中使用佛教词汇，在思想上受到佛教观念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陶渊明而言，佛教思想不是他的主导思想，佛教思想并不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检视陶渊明《形影神》组诗，既看不到他对于佛教三世轮回观念的向往，也看不到他对宗教迷信的批判。既然佛学和无神论并不是《形影神》组诗所关注的焦点，说陶渊明利用《形影神》组诗来反佛就没有多少理论根据。

新自然说与《形影神》组诗之关系

陈寅恪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是研究《形影神》组诗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陶渊明思想的重要文献，对后辈学子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这篇文章强调了研究中古史的一些常识：“故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联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陈寅恪研究中古史特别重视门第和种族，姻族联系及家族宗教信仰是门第中人的重要观测点。这种观点与陈寅恪的特殊的门第、独特的人生阅历及治学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值得所有研习魏晋南北朝文史者应该重视的问题，陈寅恪的观点在后世已经和正在引起必要的重视。

第二，文章对《形影神》组诗中的新自然说、对诗人陶渊明给予了前所未见的高度评价。作者评价《形影神》组诗说：“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评价陶渊明的“新自然说”云：“两破旧义，独申创解，所以结束二百年学术思想之主流，政治社会之变局，岂仅渊明一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而已哉！”评价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云：“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作为大诗人的陶渊明是否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朱光潜针对陈寅恪论文说：“这些话本来都极有见地，只是把渊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的哲学或宗教思想，像一个谨守绳墨的教徒，未免是‘求甚解’，不如颜延之所说的‘学非称师’，他不仅曲解了渊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渊明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在中国文化史上，像庄子这样的诗人哲学家并不多见，陶渊明是不是也算一个诗人哲学家，是不是一个“结束二百年学术思想之主流”的哲学家，尚可以继续讨论。

第三，陈寅恪的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结论中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这一段话中包括但不限于道教之自然说、陶渊明之新自然说、魏晋旧自然说和名教说等观点。以上观点体现了陈寅恪独到的学术见解，同时或有可商榷和补充之处。

其一，在“道教之自然说”一段中，陈寅恪没有严格区别道家与道教，把道教等同于自然主义。他说：“实以名教说为非，可知渊明始终是天师教信徒，而道教为自然主义。渊明虽异于嵇、阮之旧自然说，但仍不离自然主义，殊无可疑也。”如果说把道家等于自然主义，应该是比较好接受的，因为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最重视自然。朱光潜说：“寅恪引《形影神》诗中‘甚念伤吾生……’几句话，证明渊明是天师教信徒。我觉得这几句话确可表现渊明的思想，但是在一个佛教徒看，这几句话未必不是大乘精义。”我们以为写作《形影神》组诗之时的陶渊明既不是一个佛教徒也不是一个道教徒，而是一个信奉道家思想的士人。道家和道教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信仰神仙实有。《形赠影》云：“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影答形》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在两首诗中陶渊明均明确否定了道教的神仙学说。即使他家祖上曾经是天师教信徒，到了渊明这里，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渊明既“无须乞灵于西土远来之学说”，同时也无须乞灵于道教神仙之学说。既不能说陶渊明是中国古代一个无神论代表，也不能说他的思想迷信佛教或道教。

其二，把陶渊明思想归结为新自然说，把嵇康阮籍思想归结为旧自然说，未必能准确概括复杂多变的魏晋思想史。陈寅恪说：“盖其己身之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与嵇、阮之旧自然说殊异，惟其仍是自然，故消极不与新朝合作，虽篇篇有酒（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语），而无沉湎任诞之行及服食求长生之志。夫渊明既有如是创辟之胜解，自可以安身立命。”就魏晋思想史而言，因为阮籍嵇康生活在魏晋之际，而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故把嵇阮思想命名为旧自然说，把陶渊明思想命名为新自然说，在时间顺序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放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来看，老庄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阮籍嵇康思想是老庄自然哲学的发展与歧变，而以《形影神》组诗为标志，标志着陶渊明向老庄思想（主要是庄子思想）的回归。《形影神》组诗与庄子思想更加亲近，与魏晋旧自然说的关系较为疏远。

上文说阮籍嵇康思想是老庄自然思想的歧变，其歧变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与统治集团的关系不同。在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庄子所在的宋国并没有改朝换代，即使改朝换代，庄子也不会关心。到了魏晋之际，士人是否愿意与统治者集团合作成为一个天大的问题。嵇康“消极不与新朝合作”，阮籍本心虽然不愿与新朝合作，但还是在扭扭捏捏中合作过的。其次，生活方式不同。魏晋之际盛行的“任诞之行”背离了庄子思想。庄子只是对于生死、丧礼有些不同流俗的言行。阮籍的任诞而行比庄子走得更远，所以才有了所谓“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的说法。在个体对礼教的冲击方面阮籍超越了庄子。后世儒士常常把士族门阀子弟放浪形骸乃至于行同禽兽的行径归根于阮籍，其实阮籍的放达尚没有触及和伤害人伦底线。最后，“服食求长生之志”不同。庄子和阮籍都没有服食求长生的行为，只有嵇康一人有此爱好。嵇康迷信仙人，汲汲求仙，不同于庄子的思想。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陶渊明在这3个方面的表现：在政治上，陶渊明在东晋做过县令参军之类官职，到了新朝再没有做官，他到底是反感刘宋怀念东晋，还是他对政治已经厌倦，在学术史上还有争议。在生活方式上，陶渊明只有无弦琴等行为略显任诞之风，“他有时很放浪不拘形迹，做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王宏叫匠人替他做鞋，请他量一量脚的大小，‘他便于座伸脚令度’；醉了酒，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在这些地方他颇有刘伶、阮籍的气派。”这都是一些生活小事，无关礼教之根本。在信仰道教方面，陶渊明也没有任何行动。由此可以看到，嵇阮从3个方面歧变了庄子思想，陶渊明则疏远了嵇阮行为而进一步回归到了庄子思想。

于此可见，陈寅恪的新自然说令人耳目一新，促使更多的学人去深入探索陶渊明的思想。但其中的部分见解和结论尚可以进行推敲斟酌。

《形影神》组诗中的庄子之理

《形影神》组诗与庄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早已为学界所关注。从庄子之理的角度看，此组诗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三首诗中，陶渊明尝试用庄子思想“一统”饮酒与立善。

从题目的来源上看，陶渊明的“形影神”与道家文献特别是与《庄子》文本有一定关系。《文子·下德》引老子语曰：“治身陶渊明与道家思想，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将神与形并列，并认为神贵于形。《齐物论》曰：“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钱志熙说：“从表现方法的渊源来看，也许陶渊明此处受到《庄子·齐物论》罔两问景故事的启发……陶诗塑造形影两个相依存的形象，很可能受到庄子的启发。”《养生主》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如同人之形体，能够让薪尽火传的就如同人之神。《庄子·天地》曰：“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提出了德、神、形3个并列的概念。以上这些观念不仅是对诗人陶渊明，即使是对佛教领袖慧远也可能有一定的启发。

《形影神》组诗序中的“贵贱贤愚”指世间芸芸众生，“营营以惜生”是世间众生的群相儒家、佛教与《形影神》组诗之思想归属，“惜生”不仅包括对肉体的珍爱，也包括对声名的爱惜。前者是形，后者是影。此诗“极陈形影之苦”，也就是极陈生命和声名之苦。然后借用庄子思想予以宽慰。如此，《形赠影》写生命之苦，《影答形》写声名之苦，《神释》阐释“神辨自然”说。

《形赠影》先写天地山川之久长，继写草木霜露之荣枯。在天地人三才中，只有人是特殊的，每个人必然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苦恼的根源。陶渊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形赠影》转而寄意于酒：“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陶渊明《连雨独饮》：“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其《止酒》云：“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责子》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挽歌诗》其一云：“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朱光潜先生说：“渊明诗篇篇有酒，这是尽人皆知的，像许多有酒癖者一样，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酒对于他仿佛是一种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运挑战，后来它变成一种沉痼，不但使他‘多谬误’，而且耽误了他的事业，妨害他的病体。”《庄子》内篇中未见酒字，我们推断庄子并不反对适量饮酒，但他不是一个嗜酒之人。《庄子·达生》云：“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醉酒者神全，当是庄子后学的体验。要说陶渊明与庄子的不同，除了对待儒家思想的敬重，其次就是陶渊明对于饮酒的执着，饮酒成为一种让他向往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性。

《影答形》中明确对道教长生久视之说予以否定。在《庄子》内篇中，有至人神人圣人真人，这些人都是庄子的理想人格，并不能作为庄子相信神仙实有的证据。因为《庄子》一书采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的叙述方式，至人神人圣人都是寓言中的人物，古之真人当是庄子幻想的生活在至德之世的得道者。《养生主》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说明生命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长生不死。《影答形》云：“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陶诗中对名的思考也本于《庄子》思想。《养生主》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庄子认为人的行为如果不是在为善就是在为恶，而善恶两端都不能过分。为善最近于沽名钓誉，为恶最近于触犯刑律。沽名钓誉不属于无为自然的范畴，是庄子所否定的。陶渊明的“身没名亦尽”感慨名誉的虚幻性，对“立善有遗爱”也发出了自己的疑问。《神释》中的“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属于道家的自然思想。“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否定了儒家的大圣人，也否定了早期道教的长生不死说。“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揭示了人生必然要死的结局。“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饮酒固然使人目前麻醉，但对于生命存亡来说不是好事。陈焱说：“而‘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则清楚地表明了陶渊明通过庄子的‘为善无近名’与‘至誉无誉’在这个问题上对‘影’的反驳。从其最本质的角度来说，若‘立善’乃是与‘名’‘利’相悖的东西，那它为了名誉长存于世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情。”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此数句是全诗的核心，而其核心思想正来源于庄子思想。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云：“‘纵浪大化中……’乃是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也。渊明可谓知道之士矣。”这种冥契自然、委顺养神的思想属于庄子哲学范畴。清人方东树曰：“神，运行影者也。前八句神，三皇以下释此，用庄子之理……陶公所以不得与传道之统者，堕庄老也。其失在纵浪大化，有放肆意，非圣人独立不惧、君子不忧不惑不惧之道。圣人是尽性至命，此是放肆也。”他指出陶渊明采用了“庄子之理”，同时又站在儒家圣人君子的立场上，为陶渊明堕入庄老思想之深渊而惋惜。《大宗师》曰：“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作为人来说只能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委运任化。陶渊明的新自然说固然不同于魏晋旧自然说，但它基本契合于庄子思想。从总体上看，虽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本质上是向庄子思想的回归。除去庄子思想，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或深入的思辨。

《形影神》组诗的思想与陶渊明的思想是两个概念，《形影神》组诗的思想不能代表陶渊明思想。关于《形影神》组诗的思想，我们认为《形影神》组诗虽然提出了饮酒和立善两种解脱生命之苦的方式，但在《神释》中又予以了否定。组诗的整体思想以道家思想为主，严格地说，是以庄子之理为主体；关于陶渊明思想的主体我们认为并不是庄子思想，而是以儒、酒、庄三者为主而构成的复杂混融体。陶渊明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在《形影神》组诗之外，从陶渊明的一生来看，立善和饮酒在陶渊明的思想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所谓的用庄子之理“一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陶渊明时常自觉地维护孔孟之道。沈德潜云：“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把陶渊明誉为圣门弟子并不准确，陶渊明并不是一个非名教而薄周孔的名士，他始终以孔子为“先师”，从少年时代就“游好在《六经》”，他在中年时代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晚年之时他感慨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面对黑暗的现实世界，他无可奈何地问自己：“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陶渊明的庄子思想我们在前面已经展开了论析。《形影神》组诗先后出现了饮酒、立善、委运3种境界，陶渊明首先否定了饮酒，接着怀疑立善，最后用委运“一统”前二者。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孔子思想和庄子思想，在陶渊明的思想中时而此消彼长儒家、佛教与《形影神》组诗之思想归属，时而分庭抗礼，就如同阴阳鱼一样黑白分明又处于同一体系中。文人大都喜欢饮酒，陶渊明更是爱酒成性。论及陶渊明的思想特征，在儒道思想之外，还要加上陶渊明在生活方式上的饮酒习性。当然，陶渊明算不上是一个病态的酒徒陶渊明与道家思想，也不是沉溺于感官享乐的颓废者或堕落者，他是一个在思想上兼容了儒家和道家，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喜好饮酒怡情的名士。如果再深入剖析，在他的思想深处还夹杂着佛教、玄学等不同的思想因子。干宝《晋纪总论》论述两晋士风云：“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处在这种时代大潮中的陶渊明，一方面以庄老为宗，另一方面不黜《六经》，以放达为通而不失气节，是一位特立独行洁身自好的隐者。

概之，《形影神》组诗固然涉及儒家、佛学、玄学等不同思想和魏晋士人的不同行为方式，但其要旨则归于庄子之理。我们说《形影神》组诗之要旨可归于庄子之理，并不代表陶渊明思想以庄子思想为主导。陶渊明的主导思想由庄子之理、孔孟之道及饮酒习性等因素混融而成。

部分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