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与俗人之区别就在于能否守住天性之中之“真”

圣人与俗人之区别就在于能否守住天性之中之“真”

林语堂先生说“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抱朴含真是陶渊明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他做人是天真的，生活是“任真”的，诗文就是他任真生活的写照。杨立群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了陶渊明的“和谐”：“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身与心的和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生与死的和谐；“千载下陶渊明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人与文的和谐。“真”源自老庄哲学，庄子认为“真”是至纯至诚之境界，受之于天。圣人与俗人之区别就在于能否守住天性之中原有之“真”。“真”字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反复出现。指的就是没有任何巧伪的淳真，是他崇尚自然的天性，无论出仕还是归耕，他都毫不掩饰自己。

关于陶渊明的“自然”思想，景蜀慧写到，“陶渊明表面上崇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陶渊明对儒家善德并非抱否定态度，他并不拘泥遇浅层的名教礼法和狭隘的学派藩篱，对道家玄学的理解达到不凡而有创获的高度。文中按陈寅恪先生所论，陶渊明所持道家“新自然观”，但主委任运化，形去神灭，并不执着于形体或精神不朽，对名教的批判也不并不执着于浅层的君臣尊卑观念而在其深层的是非是善恶原则。委运任化的新自然观的提出，正是祛除时人为世俗欲念，功名心的满足孜孜求名，反而丧真善之感，使人们在价值追求上真正达到道家自然与儒家道德事业的完美结合。

陶渊明吸取了道家追求个体人格自由，淡泊名利，委运造化等精神而扬弃了其中任诞不羁，炼形成仙的迷狂成分。高华平在《陶渊明儒、释、道辩证统一的艺术人格》一文中重点阐释了陶渊明对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辩证扬弃，提倡了道家自由人格的主体精神，不“以心为形役”，不被荣利所牢笼，甘愿回归自然，委运任化，但同时却批判和否定了道家嗜酒妄求长生的宗教迷狂。

二、向死而生，浓重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人的生命意识全面觉醒的时代，但在这个空前动荡不安、政治黑暗的时代，魏晋名士风流潇洒狂放不羁的背后却是灵魂的无尽悲忧。魏晋时期的诗人对茫茫宇宙中生与死这对不可回避的矛盾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屡屡发现这种生命意识的张扬。陶渊明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为对本真自我的找寻，对时光飞逝、人生化迁的感慨，对人的死亡的高度关切，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生意义理智而痛苦的思索。

姚蓉从三个方面来阐释了庄子的生死观对陶渊明的影响：一、对死亡的恐惧与对生存的珍视；二，对生存的焦虑及对死亡的美化；三、给生存以死亡意识和给死亡以生存意识。庄子发扬了老子“贵身”的思想，“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利累形。”老庄这种生命可贵的思想在极易失去生命的魏晋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对陶渊明的生死观影响极深。“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八)，这种对生命的执着、对生存的热情，是他生死观中重生思想的反映。陶渊明更多的还是吸取了庄子“其死若休”、“以死为反”的观点，把死亡看作是永恒的休息，人生最后的栖息地。庄子过分夸张了死的美妙，而陶渊明则心平气和地接受死的回归。

何琴梅认为陶渊明是一位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也是一位无神论者。本文中作者认为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传达出的是超脱感伤孤独，能坦然面对死亡并超越了死亡，陶渊明对生命的思考最终归结为回到自然，服从自然，遵循自然规则，与自然相融为一，这是对玄学自然生命观的继承和发展。陶渊明是在吸取玄学的某种思想后去思考人生的。

姬忠勋也谈到陶渊明对待生死受庄子的影响很明显。庄子要求对整个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利害、是非、功过，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从而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陶渊明受道家委运自然的豁达思想的影响，但又没有拘泥于此，“陶渊明所追求的解脱不是别的，就是日常的，看来是平凡的田园生活中保持着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快乐。”(李泽厚等《中国美学史，二》)。

三、崇尚躬耕，对上古社会的向往

陶渊明的嗜好是爱菊，嗜酒，喜弄无弦琴陶渊明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乐于耕种，由于他是一个高雅旷达，任性自适的人，感情激烈而笃于交谊，由此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中得来，完全是从勤劳中得来。昭明太子在给陶渊明传记的序里说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

郑广智从生存环境，社会背景上谈到了陶渊明与老庄思想的相通之处。庄子生活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动时代，陶渊明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同老庄生活的时代一样，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的黑暗时代。东晋小朝廷偏处一隅，始终羽翼未丰，被各种社会矛盾纷扰纠缠，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老庄思想既有放浪形骸之外的一面，又有批判现实的一面，这在老庄身上原本自然地给合在一起，而陶渊明主要汲取了其思想中批判现实的积极成份。在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诗并记》中诗人所向往的那个桃花源和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的生活何其相似。同是道家的《列子》所记载的皇帝梦游华胥国的故事也和陶渊明所向往的桃花源有某些相似之处。“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桃源中的那种“怡然有余乐”，也只有在无帅无长，无君无臣，无嗜无欲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就足以说明陶渊明的社会理想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的。

陈明在《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玄学思想》一文中提出陶渊明的隐逸是对上古贤德之君羲皇，神农，炎帝之后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他怀念上古的淳朴和三代的太平，认为那是真正人性的世道。“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并序》)“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并序》)。他躬耕南山后，享受着村舍里的质朴、纯真，与他们相交往来的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而他们“言笑”的话题，也与其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诗人认为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圣人与俗人之区别就在于能否守住天性之中之“真”，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意，并从中领受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

张瑞君也提到了庄子和陶渊明对待上古社会的异同。庄子不是从现实和未来，而是从远古中寻求自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图景，明显与庄子一脉相承，然而他摆脱了庄子理想社会的物质生活的过分原始化，庄子的“至德之世”，显然是人类社会早期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以氏族为中心的群居生活。陶渊明虽然也仰慕伏羲、神农的时代，但他的桃花源中的人陶渊明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圣人与俗人之区别就在于能否守住天性之中之“真”，毕竟还是避秦时乱的人。

四、诗言情，对“诗言志”的反叛

受老庄思想崇尚自然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文显出“真”、“朴”的风格，与元嘉以来文学的“铺娜列纷”的形式主义潮流有所不同。“真”就是老庄思想说的“文如其人”，陶渊明的诗歌也与他的人格一样，是真诚自然的。中国古代的文艺观，十分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而老庄学派对儒家的诗教是否定的，反对《尚书》和《左传》提出的“诗言志”的命题。因为他们崇尚个性的自由、无功利的人生，摆脱了现实的功利目的和政治伦理的束缚。

封匕蓉用庄子“得意忘言”的观点来阐释了陶诗的“质直”。陶渊明的真性情，秉承着老庄一再宣扬的“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至人之德”(《庄子，刻意》)，“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庄子，庚桑楚》)的人生态度。在表明创作态度时，陶渊明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生传》)。但这里说的“志”与诗教说提倡的阐述政治怀抱、道德教化的“志”己不相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而作。从他的行为艺术可以看到老庄“得意忘言”在他思想中的深深烙印。

陶渊明喜欢读书，阅读范围很广泛，《六经》、子、史以至神话传说都看。然而他读书是超功利性的，对儒家经典，也是“游好在《六经》”，而非刻苦钻研。巫称喜提到，道家认为沉溺于文字上是有害的。欲望和知识都是向外牵引的，趋向于遮蔽和耗散精神的内在富源。因此，不仅要摆脱物欲的拘囚，而且要摆脱知识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精神的最高自由而合同于大道。“真”就是陶渊明所追求的真实自由的生活，他的诗歌就是其真生活、真性情的艺术表现。

陶渊明研究作为长盛不衰的热点，在近十年继续涌现出大量论文，其中讨论庄子与陶渊明之关系又是一个重点。以上论文较多集中在对其作品文本解读和主题挖掘，在前人的基础上更精细地探讨了陶渊明思想中“道”的成分，不足之处是缺乏创新，也缺乏对比，使研究进入了一个很难逾越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