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朝廷要养兵，军费开支极大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朝廷要养兵，军费开支极大

最近在教孩子背诵启蒙诗的时侯，我也顺带翻了一下现在中小学课本，意识到：读书时学的语文历史之所以难以提高儒家思想的历史，是因为没能对这类学课有一个全局概念，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只有在了解知识的全貌，梳理出知识间的脉络关系，以此为框架对课本上的片段知识才会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突然有一种要和娃一起重新读书的想法，当然我看的书和娃的不一样，但是我可以把知识背景和前后脉络凑成小故事讲给娃听。

我们从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王安石谈起，看看能带出怎样的脉络。说起王安石，我们知道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有他那著名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

这要从宋朝的建立说起，宋朝是在没有经过惨烈战争的情况下建立的，立国后宋太祖赵匡胤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把将领手上的兵权收了上来，因为他要吸取唐朝藩镇拥兵自重的教训，军队必须由中央统一管理。

军队由中央管理，避免了地方将领的造反，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朝廷要养兵，军费开支极大。当时的都城汴梁是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刚过百万，但禁军就有八十万，《水浒传》里的林冲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个数应该是有的，只不过禁军不是全用来守卫汴梁，还有部分是戍边部队。

原本北宋的经济还不错，相比五代十国的乱世，北宋已经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间工商业也已经兴起。从《清明上河图》就能看出，都城汴梁的街旁商业繁荣，遍布了做小本生意的百姓。但是要支持这么大的军队开支，中央还是缺钱，所以才要变法。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王安石为什么能变法？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变革都非常困难，因为皇帝的权力太大，但凡变革总要动皇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而宋朝是皇权相对受制约，文人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地位最高的时期，简直是空前绝后。

宋王朝建立时赵家既没有像唐朝李家有关陇集团和山东门第这样的社会基础，又害怕五代以来的悍将会颠覆政权，所以宋太祖意识到他们必须争取知识分子对新王朝的认可。这也是宋王朝会成为文人政府，北宋以来“百年未曾诛杀大臣”的原因。

但请知识分子来作为王朝的管理层还有个麻烦，因为知识分子是有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体系的，不是皇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中国古代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派：儒家和法家。宋朝特别推崇儒家，因为五代时期的乱世，让人们看到了太多龌龊万状、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员，所以仁政在民间的期待很高。

儒家思想是什么？

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以血亲氏族关系为根本的社会秩序体系。是在华夏地区农业文明发展初期，人口暴涨，粮食紧张，资源争夺异常激烈的背景下诞生的。“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那个残酷的时代。所以儒家思想是通过控制过度竞争来谋求农业文明稳定长存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套体系的根本就是：爱有差等，礼有尊卑。

孔子提出儒家思想是为了解决农业文明带来的人口竞争压力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丰富多彩，我遵从周朝的制度。理解的深一点就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就是恢复西周的制度。

儒家思想自孔子传至孟子，之后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但唯独在唐朝时不受重视。因为唐朝不注重儒家思想，李世民家族是鲜卑族后裔，有一半胡人血统，为了给执掌汉族天下找到合法性，他们攀上了老子这门亲戚，称自己是老子——李聃的后人，因此唐朝推崇道家，而对儒家和佛教打压的厉害。

唐末宋初出现了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课本上说：那是提倡古文（也就是散文），反对骈文（特别讲求声律、辞藻和排偶的文体）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其实文章的形式是表面，它的内在核心是：知识分子们要恢复儒家思想。

唐宋八大家

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还记得范仲淹《岳阳楼记》的诗句“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吗？当时这个诗篇激励得一大群知识分子热血澎湃。

王安石之所以能变法，就在于他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朝廷要养兵，军费开支极大，占据了思想的制高点，对儒家学术有权威的解释权。王安石们的设想就是：回向三代（夏、商与西周，就是孔子要恢复的那个制度），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

如何重建秩序？

通过“得君行道”，就是要让这个皇帝成为明君，让德位相配，这样才能恢复孔子所追求的礼制秩序。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胆子是非常大的，他们居然要规范皇帝的行为，不能让他为所欲为，这非常符合儒家的思想。

孔子和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一直劝说各诸侯要得君行道，但人家不听，所以孔孟都没有在政治上实现儒家理想，只能退而求其次，“继往圣，开来学”，这代实现不了，至少把思想流传下去，让后世来实现。

王安石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年轻而好学的皇帝宋神宗。神宗对这位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十分信任甚至有点崇拜，凡有争论几乎总是迁就王安石，“一切屈己听之”。于是，在皇帝的完全支持下，王安石以宰相身份终于可以推行变法了，也算是实现了他的儒家理想。

王安石本人的品行也的确堪称儒家的典范，他从基层做起，品行端正，兢兢业业，勤政清廉，既不贪财也不好色，每次发了俸禄连数都不数，一袋子拿回家交给夫人，官至宰相也不纳妾。

到此为止，王安石的确是遵循了儒家思想，但接下来的行为却和儒家背离。

法家的雷霆手段

王安石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虽说体现了变革的决心，但连祖宗都不放在眼里却是大大违背了儒家的初衷——恢复祖宗的礼制。

为了能顺利推进变法，王安石开了君臣共定“国是”的先河。北宋前期，皇帝遵守“且要异论相揽”（士大夫可以进言提反对意见）的祖训，所以宰相在施政过程中会受到反对派的制衡。但自从王安石与宋神宗定了“新法”为国是（也就是长期的国家政策方针），别说是士大夫，就连皇帝都不能随意更改。

从此，宰相就以国是为依据，可以合法地压制异论，排挤反对派，相权空前膨胀。王安石以此方法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出了中央，这种集权强硬的手法，与战国时期的商鞅如出一辙，这完全是法家的做派。

商鞅变法时杀人杀得血流成河，王安石生变法将反对派都赶出了中央

王安石的后继者们，虽然在改革能力与道德品行上远不如他，但在利用“国是”排除异己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宋朝权相奸臣特别多的原因，蔡京、童贯、秦桧、韩侂胄、贾似道等，连《宋史》中都有专门的《奸臣传》。

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初儒家思想的历史，最大的反对者是博学的司马光（就是那个砸缸救小伙伴的小哥哥）。司马光是典型的儒家保守派，他认为中央要钱得通过“节流”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朝廷要养兵，军费开支极大，减少浪费与开支。王安石笑话他完全不懂为国理财，认为国家要钱必须通过“开源”。自从定了“变法”为国是，司马光就再没进过中央，直到宋神宗去世。在被赶到洛阳的十五年时间里，司马光编写了一本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出自《宋史》

王安石变法改变了什么？

变法之前，宋朝的经济宽松度很大，对高利润的盐、酒、茶等垄断行业允许授权民间经营，而且工商税金很低。北宋中前期虽然国家没钱，但民间还是比较繁荣的。

王安石的新法实质上就是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的控制。他颁布了大大小小十余条法令，最主要的是三条：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是国家全面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之前的授权民间经营就被大大削弱了，这是典型的与民争利的手法。

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各地成立市易司，平价收购滞销商品，在市场缺货时再出售儒家思想的历史，价格由市易司确定，简言之就是国家干涉市场价格。

青苗法是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利息为20%。初衷是为了防止农民被民间高利贷剥削，但变相成为国家放高利贷。

北宋郑侠所绘《流民图》

新法在短期的确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尤其是青苗法得到的利息太多，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王安石新法本质上就是经济的集权主义，彻底摧毁了宋朝中前期发展起来的自由工商业，对经济的长期运行伤害很大。加上具体操作时，各地的官员并非各个都像王安石这样清廉，官商勾结的趋势迅速蔓延，甚至出现要求农户强行借贷的现象。王安石变法推行了57年后，北宋灭亡了。

北宋灭亡前的皇帝是宋徽宗，直到大势已去他禅位给了宋钦宗。然后金人破汴梁，徽钦二宗都被掳走了。宋徽宗是个艺术家，醉心于书画园林，什么事都交给宰相蔡京（他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在王安石去世后，对王安石“国是”的解释拥有绝对权威）。《水浒传》里蔡京、高俅和生辰纲的故事想必家喻户晓。可《水浒传》里起义的好汉并非生活在底层，不泛工商业者、大小官员，他们都被逼的走投无路，可见底层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想象。

宋徽宗的《御题五色鹦鹉图》，这位皇帝的艺术造诣极高，也反映了宋朝文化的繁盛

我们常有疑问，北宋经济这么发达，为什么会被打败？

事实上北宋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这才导致败亡。

该怎么评价王安石？

一位道德高尚、能力超群、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的宰相，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导致国破家亡。这让我们怎么评价？！

刚直自律、百毒不侵的王安石真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南宋的士大夫们不甘心，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没有完全遵照儒家思想的结果。朱熹因此将儒家思想发展成为理学，认为只要内功修炼好就能助君王成就天下事，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而王安石的“内圣”修为还不够。这套修行法门就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有次第关系的儒家修行方法，具体在《大学》这部书中，因此朱熹称《大学》为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首。他将儒家这套原本只是管理世俗秩序的思想，硬生生和天地万物运行挂上钩，认为这个秩序来自天理，还因此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

这个修行法门是缺乏严密逻辑的关系的。明代王阳明按照朱熹说的法门，真去格物了，他盯着竹子看了七天七夜，什么天理都没得到，反倒大病一场。从此他就放弃了“格物致知”，认为只需要从“诚意正心修身”开始，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内心觉得对的那就做，不计较得失后果，这就是所谓的“阳明心学”。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直指人心”与西方大哲学家康德的道德律有些相似，但其重点还是放在实务工作上，这倒是很好地继承了儒家思想的精髓——解决世俗竞争压力的一套方法。

南宋理学家们还是把王安石与宋神宗的组合认为是最理想的儒家治国方式，他们十分地期待南宋也能出现像宋神宗一样的皇帝。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变法，而是为了不再偏安一隅，实现复兴。

最有希望的是宋孝宗（南宋的第二个皇帝），他费尽心思，禅位作太上皇了还在暗中布局，却不料他的儿子宋光宗，受不了他幕后摆布，居然得了失心疯，处处与他作对，最后导致这次复兴功亏一篑。以至于到了庆元二年，理学竟然全面被禁，四书成为禁书。儒家变革的思想彻底“风流云散”，朱熹只能将“外王”的理想转为“内圣”的修行。

南宋精神领袖朱熹无法施展政治抱负，只得专向“内圣”的修行

宋光宗之所以发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李皇后是民间武装力量首领之女（一位和《还珠格格》里小燕子一样的人物），完全无视儒家礼法，在背后给光宗施压，让其摆脱太上皇的摆布。光宗两边受压终于崩溃。李皇后是一位一千年前追求平权的女性，可能也在讽刺儒家思想的确已经不适应当时的文明发展了。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儒家理想与法家手段相结合的全面改革，它的失败让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变革的尝试从此终止，剩下的只有一个追求——稳定。

这是一个大概的脉络图，要横过来看

儒家思想产生于农耕文明初期，是为了解决农业革命带来人口压力的一套社会秩序安排，它注定解决不了工商业文明兴起时带来的问题。它有效地让中国在农业文明阶段稳定延续了数千年，但也一次次将中国挡在工商业文明的大门之外，直到鸦片战争英国的大炮轰开了那扇紧闭的大门。

文史哲是拿西方的学科分类来生硬划分国学系统，国学的“经史子集”本就融为一体。我们可以从诗词、小说中明白历史，了解思想的变化。打破学科的界限，以全局观串连起碎片化的知识能更清晰地找到历史的脉络。

不要过低或过高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通过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解读一切文化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知人论世”。

站在新的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虽然带着人类迈入了工商业文明，但在面对互联网与未来革命时，也显得力不从心。是时候心怀希望，找寻新的价值基础，继往开来，无问西东了。

儒学家们即便外在理想追求完全破灭后，依旧能回向内心，寻求自我修行带来的欢喜，这至少是国学留给我们的价值。朱熹在理学被禁的庆元二年写下这首著名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