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来时，用道家儒家易经哲学格义佛教

佛教初来时，用道家儒家易经哲学格义佛教

“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曰佛，一曰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①，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张湛也曾说“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③，隐晦的指出佛经受列子影响。佛教初来时，用道家儒家易经哲学格义佛教佛家代表人物著作时期思想，当时佛教的法师及其助手们对汉文古籍广有了解，相当精通，如著名的道真擅长文学，鸠摩罗什、僧肇擅长老庄。而当时的时代正是民间涌现大量先秦藏书之时，而佛教是当时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之一，可能搜集或者读过各种先秦稀本与《列子》。这二种可能目前都无法排除（在古代佛寺属于地主阶级，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参或造佛经，《乐经》、《开元占经》等书皆曾被寺院收集）。

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初来时，用道家儒家易经哲学格义佛教，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

佛教与道家有相似相通处，佛教进入中国得益于道家的接引，佛教教义的中国化与道家、道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佛道相争相融的结果。朱熹批评道教：“道家（指道教徒）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 破釜”（卷125，P.3005）；“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也”（卷126，P.3009），道出佛教傍依老子、假借道家而渗透中土，又移花接木、盗用《老子》精华为其所用。佛教从道家宝藏中偷去的最珍贵的珍宝即是《老子》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所表达的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佛教的“空”借用了老子的“无”，老子的“无”诠释了佛教的“空”。所以，朱熹道：“疑得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卷126，P.3008）。具体来说，“如远、肇法师之徒，只是谈庄老，后来人亦多以庄老助禅”（卷126，P.3025），佛“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卷126，P.3038）。晋宋时的佛教教义、慧远和僧肇等人的著作，以及后起的禅宗皆与老子及庄、列的学说血肉相连。

疑《列子》之风，此由佛教徒柳宗元而始开。此后，高似孙、叶大庆、黄震等人都先后对中的许多内容提出了疑问和批驳，一开始，人们只是认为《列子》中有些部分非列子本人自作，乃是后人所增窜。但并不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然而却引来了后代不少极端化的呼应。释子、儒徒追随脚步纷纷质疑列子，遂积非成是。《辨伪文字辑略》引朱熹言：“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然而朱熹的意见是以为佛书剽窃《列子》，在《语类》中说得更为明白：“今看《圆觉》云“四大各散，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是窃《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门，我尚何存”语。”（卷126）。可见辨伪文字辑略之断章取义。

时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疑古”“辨伪”之风于学术界骤然兴起，当时学者欲效仿美国，全盘西化。钱玄同曰：“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诸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佛家代表人物著作时期思想，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从中亦可窥见清民时期某些学者对传统文化态度之一二。然传统文化盘根错节，要批判华夏文化，首先要批判儒家、道教，要批判儒家、道教，又必须批判作为文化基础根本的道家，这叫作“端本清源"。在当时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先秦诸子中的许多作品，其中尤其是道家的作品如《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等，一部一部地被“揪”了出来，成了人们争辩论战、批斗的对象。如第一《庄子》是佛学、《老子》抄袭《庄子》、《老子》晚出于战国末期、《文子》是后世伪造、《鹖冠子》是后世伪造。如果不是后世秦汉残简发现，几乎所有道家典籍都成了伪书。其中以对《列子》这本书的争论最为激烈。但当时已有学者认为书中材料在研究列子、杨朱思想时,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后,伪书之说更受到全面的批驳。近些年随着中国思想史研究整体认识水平的提高，在关于《列子》的真伪问题上，学术界基本认为《列子》是先秦作品佛教初来时，用道家儒家易经哲学格义佛教，只是其中有极少的段落有后人羼入的可能。

说《列子》抄袭《庄子》、杂揉诸书亦无必然性，为什么不可以是《庄子》等书引自《列子》呢？不能因为孙子长得像祖父，就说祖父身上不可能会有孙子的特征，因而祖父是“假”的！

至于说《列子》中有佛学的影响，则亦无必然性，《列子》中并无直接的佛学名词，亦未尝明确地提及“佛”。说西方有圣人不一定是指“佛”啊，列子讲寓言故事本就可能有这种思想。《列子》中确有与佛学相类之思想概念，然根本不能以此证明《列子》受佛学传入之影响，而应为古道家与佛法两者修道智慧上天然的相通。观《列子》，并无确定为佛学专用术语之名词概念；且佛经翻译，初多“格义”，每借重道家术语译佛，如何可以相似之名词断定《列子》受佛学影响？此盖颠倒因果也。说《列子》受佛学影响的学者，既不懂佛学也不懂道家，只是一知半解，纯凭主观印象说话。按这种旁征索引的印象赴会说,《圣经》也能解读出各种的佛教原理来。

然而外来到本土卖鸡翅与薯条的为了打开本土市场而卖豆浆、油条。但不可以反过来说本土的豆浆油条是从卖鸡翅膀薯条那里抄袭的。当然长期的动乱资料缺失、文化自卑与主观感情再乘机宣传也是可以把豆浆宣传成是卖土豆的或者受土豆影响而发明。

现代考据《列子》为伪书的学者，基本上没有深入《列子》本身的思想内容而仅从一些没有必然性的细节出发，就大胆断定《列子》为伪书，此足见今人治学的轻浮。

古书皆经过多次编辑，有时《某子》是某学派的作品集成，非必“某子”个人专著。故《列子》未必全是列子所著，经后人之编辑是可能的，但后人编辑亦必有所本，《列子》之主体仍为列子思想之体现，此所无疑者也。

从《列子》的思想内容及文风上看，《列子》应保留了大部分列子的思想资料，是研究原始道家思想的重要文献。

主真派的代表性观点可参看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佛家代表人物著作时期思想，1994年)及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武义内雄《列子冤词》、陈鼓应、汤用彤、胡家聪、陈广忠、马达以及其他诸家等等。单篇论文，主真派有岑仲勉《列子非晋人伪作》(收入氏著《两周文史论丛》、《再论列子真伪》，中华书局，2004年)及刘林鹰《列子抄袭佛经论三个硬据之驳议》、《列子的真幻观有本土来源》、许抗生《列子考辨》(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等等，以及其他主真诸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