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挑战

两汉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挑战

导语

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但由于其过于理想化的方案不适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所以不受到统治者的偏爱。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开始运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治国，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千百年来的正统思想。

之后的魏晋隋唐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挑战。

至宋明时期，学士们总结了汉唐时期儒学的纰漏加以改造并融合了佛道两教的思想，儒家思想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最后到了清末民国初期，儒家思想从教育制度到政治制度一点点的被剥离，儒学陷入了发展的最低谷时期。

直至现代，儒学的研究才恢复过来。

可以说在不同时期儒学的特点都是不同的，这也就导致了古代儒学思想的不断变迁。而这些儒学思想的大变，无疑是我国思想史上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两汉时期董仲舒激进的公羊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以孔子、孟子、荀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派力求针砭时弊、揭露要害，以新锐的批判精神与创新勇气挑起重任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改变眼前的一片片废墟。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只能借助于笔，在竹帛里描绘王道重现的美好蓝图。

于是孔夫子子立《春秋》一经，设素王之法，发微言大义，讨诛乱贼以戒后世。作为孔门后学的公羊学派更是谋虑时代所需，走在时代前列。

这一学派从诞生之日起便是激昂的，这一点从《公羊春秋》中大量复仇桥段的描写以及公羊子对复仇的赞许可以看出：

春秋时期，纪侯向周天子进谗言导致齐侯被烹杀，齐国传到九世到了齐襄公的时候，他以为先祖复仇为由出兵灭掉了纪国。公羊子记载这件时期给出的评价是：

“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但是其他的儒家大贤对齐襄公九世复仇并不认同，《左传》上论述的观点就是“齐国九世之仇已报，纪国的仇恨又会什么时候报复到齐国头上呢?”

由此可见，相较于别的平和淡然儒家思想，公羊儒学的思想更为激进。

在先秦和汉朝初期，公羊儒学由于其过于激进的观点，一直不被统治者所采纳。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这与将儒学推荐为千百年来正统官学的董仲舒有着极大的关联。

据史书记载，董仲舒从小研读五经，特别是“少治《春秋》”，而且所治为《公羊春秋》，特别刻苦专一。苏舆《董子年表》还比较董仲舒与汉末经学大师郑玄道：

“余以为汉儒经学，当首董次郑。”

郑玄被称为“经神”，而董仲舒在经学方面超过郑玄。尤其是在《春秋》公羊学方面，董仲舒是超越汉代其他诸儒的。《春秋》能体现圣人之志，董仲舒对《公羊春秋》下的功夫极深，他不仅能著书释其意，更能在为汉武帝进献治国方策上充分运用公羊学的思想。

他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构建汉代仁义礼智信“五常”核心价值观，“五常之道”是君王治国理民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直接决定着生民百姓的命运，也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兴衰，后代的君王都对它大力提倡、培养、整饬。

正是由于董仲舒对公羊儒学的推崇，西汉儒士们纷纷投身开始对其进行考究，一时之间，读学治经之风骤起，这些儒士也被称为“公羊学派”。

纵使公羊学作为一种受到官方推崇的“新儒学”，但在它形成过程中也免不了对其他学说的吸纳。他们把实施儒家政治说成是依照上天的意志，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德教而不任刑。”

在建构自己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核心时，西汉中期的公羊学家借用了阴阳学家的理论和墨子“天志”观中具有人格意志的“天”，形成自己的宇宙模式论，使儒学思想具有圆融性和神圣性。

公羊学家把阴阳学家万事万物相生相克、互为依存的观点融入到自已的政治理论学说之中，使自己所宣扬的政治思想原则变成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与天地间万物运行变化相一致的学说；使自己的学说变得具有符合自然法则的合理性、神圣性，使统治者很乐意接受采纳。

把刑、德之间关系，提到与天道有关的层面上来，使之神圣性、合法性。公羊学家还借用阴阳家理论阐述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政治改制观。

魏晋时期继承与发扬儒学的玄学

前文提及，从汉武帝开始，儒学经董仲舒为适应统治阶级需要而改造后成为了官方哲学，并在教化、选官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充分实践，牢固确立了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但儒学在被统治阶级使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僵化，特别表现在名教思想上的僵化。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统治者不断在名教的外衣下做出有悖伦常的事，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被当成了统治者掩饰自己对利益追求的工具。

这时出现的玄学家大多具有世家大族的家庭背景，在小农经济中属于地主阶级，为适应魏晋的门阀士族政治，在幼年时期必须接受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因此他们本身具备极高的儒学素养。

幼年时期的熏陶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玄学家的价值取向依然具有儒学内核，即作为士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不难发现，玄学家内心所向往的积极入世为官、建立王道社会的理想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状和统治者的黑暗政治相去甚远，但他们的价值观又迫使他们对现实政治给予关注。

为了在乱世中坚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同时又要保全自己和家族，他们出于对自身心灵宁静和家族地位的考虑，委曲求全，选择了用道家思想来丰富传统儒家学说，因此，玄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

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家辈出。

正始时期，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肯定了“意”的第一性，他认为可以将“言”与“意”适当地分开来看，从而使注经这一基于原有经典进行解释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用儒家观点来解读儒家传统思想，而给了注经者能够与时俱进、充分发挥的可能性。

“言意之辩”直接改革了注经方法，针对当时儒家经学僵化衰落的局面首先做出了理论上的革新，从中能看出王弼希望在乱世中用拓宽注经的方法来重振儒学，一改之前“注不破经”的学术瓶颈。

王弼的“言意之辩”为他自己和之后的玄学家利用道家观点解释儒家经典著作提供了支持与依据，使儒家学说在更广泛的程度上接受、吸收、糅合其他学说的观点，完善了整个儒学理论体系，从而维护了其思想主流地位。

因此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玄学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环节，为其之后与佛学的融合及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元康时期的向秀、郭象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又提升了一个层次，他们认为名教即自然，自然与名教完全合一。

他们将儒家学说中的“天命”与“自然”相结合，认为：

“命之所有者两汉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挑战，非为也，皆自然耳”

用自然的观点来解释“天命”，来表达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紧密结合的观点，从而使自然社会化，即“儒化”。

儒学在玄风劲吹的魏晋时期并没有从哲学史中消失，玄学反而可以被看作传统儒学的翻新和重铸，在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保持了一份独特的风骨。

玄学家的阶级属性使他们形成了尊儒内核两汉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挑战，而政治的压迫又使儒学的传承具有了玄学这样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儒学得以曲折地向前发展，不断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宋明时期以理学为外壳的儒学思想

理学，亦称道学。宋明儒家哲学思想，宋儒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此称。它具有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揉合佛、道而形成三教归一的新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儒学新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

西汉时，立《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书于官学，称为“五经”，它们都是经过孔子册定、整理的古代文献。

“五经”难度大，一般人毕生只能通一经，能通两种以上的很少见。这也就促使了朱熹对其做出简化，著出《四书集注》。

为写作《四书集注》，朱熹倾注了毕生精力。以其中《论语集注》而言，前后写作历时四十余年，反复修订删改，日益精密。

元明清近代600年间，“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四书”成为士人们读书做官的敲门砖，可说是家读户诵。

不仅如此，“四书”的影响还超出国界，远及日本、韩国、东南亚、欧洲等地，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四书五经”中的思想就构成了理学的基本内核。

理学，按朱熹的说法，最先是以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和司马光为代表，他们以道统自任，体察践行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阐精发微，授徒论道，终建立起理学的思想体系。

这是跟当时的环境和形势相联系的，纵观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等的著作，无论在阐述儒学为治国之本，还是在阐述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的过程中，都坚持以儒家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坚持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服务的指导思想。

以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为出发点，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奠定了闽学作为儒家学说“正学”基础，使理学塑造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批判性的学术性格。

中国的儒学在其发生之初主要是政治学和伦理学，在哲学方面显得十分薄弱。是故，佛教传入后，很快在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后世的学者常常感叹：

“自秦汉以来，儒学道统失传。黄老、玄学、佛学相继占领思想领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五代。宋代理学崛起的核心是儒学哲学的再兴。”

理学大量吸收佛教哲学中有益的养分，并对其进行改造，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儒教色彩的哲学命题。可以说，自从理学兴起，中国才有与其文明史相称的哲学。

结 语

不论是汉朝的公羊儒学，还是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在当时社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都有其局限性。在研究儒学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优秀的、有涵养的东西挖掘出来，播扬开去。

参考文献：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笺》

《公羊义疏》

《公羊学引论》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