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慎到“黄老”学派道家使人精神专一

司马谈慎到“黄老”学派道家使人精神专一

关于慎到思想的渊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慎到谈一谈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即慎到思想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

而所谓“黄老之学”，是指由老子道家学派的思想申发而来，又托名于黄帝，它起于战国，盛于汉初，在汉武帝时沉寂。郭沫若称黄老之学“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

因此，活动于战国中期且游学于稷下学宫的慎到学习过黄老道德之术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先秦典籍中，黄帝与老子都只是单独提及，未见连陈。

据现存文献记载，“黄老”之称起于汉代，司马迁除了称慎到、田骈等人学黄老之术以外，还将申子、韩非之思想渊源归本于黄老。

有人认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论道家即为“黄老”学派：“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说确实道出了黄老之学以道家为精神，又兼容各家思想的特点。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将道家等同于黄老学派，江荣海认为老子道家一派经过发展分为老庄与黄老两支，且黄老思想虽与道家相近，但不能将二者等同。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黄老之学的说法虽然起于汉代，但是这种思想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兴起，所以赵逵夫先生认为黄老之学“不但不是慎到思想的上源，恐是由慎到思想而来”。

首先，道家重因循，讲天道司马谈慎到“黄老”学派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反忠孝，主张无为而治。《慎子·因循》篇虽然文字简短，多有残缺，但其主旨思想十分明确，即因循天道，顺遂自然，《慎子·民杂》篇又紧随其后，提出因循百姓之情以治国的观点。

《慎子·知忠》篇反对忠孝，认为乱世之中，臣子之伪忠伪孝恰恰彰显了君主之过错，所以“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故治国之关键在于任贤使能，而非倡导忠孝。

这与《老子》所论“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以及《庄子·外物》篇所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大抵相近。慎到“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是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指意的申发。

其次，儒家重德、礼，《慎子》中也有相关论述，但与儒家相比就显得十分简略，“德”“惠”互用，“德”即恩惠之意，慎到认为“礼”是实现德惠的必然途径。

除了对儒家德、礼观念的吸收，《慎子·威德》篇所谓“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的为国轻君思想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相近。

最后，慎到重视审定名分，《慎子逸文》云：“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矣”，这是对儒家正名与名家循名责实思想的体现。

《论语·子路》篇中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君让您治国理政，您打算从哪里着手呢？”孔子答曰：“那一定是纠正名分的不当！”

子路认为孔子的想法十分迂腐，于是孔子进一步说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综上所述，慎到思想并不太杂，可概括为以法为主又兼容道、儒、名三家，而司马迁将慎到之学归本于黄老，则道出了慎到思想渊源的主要特征。

慎到思想的内涵

慎到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慎子》一书中，虽然不能全面地体现慎到的思想，但从这七篇以及逸文中也可以窥见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故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慎到思想的内涵，这也是我们了解“慎子之学”的基础。

（一）“因人之情”的势治理想

慎到作为“援道入法”的关键人物，常与商鞅、申不害并称，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子重势，因此慎到成为重“势”一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称慎到为“势治主义”的代表。

慎到所谓“势”，有“自然之势”与“君主权势”之分，其中关于“自然之势”论述十分详尽，水流凭借地势，由高及低，其势不可挡；投锱铢于水则沉，燕鼎虽重千钧，但乘吴舟即可浮于水面，是势之使然，慎到以水可载物的自然属性作为“势”必须有所凭借的理论依据。

而衔接起“自然之势”与“君主权势”的便是“人为之势”，有了舟、车这样的交通工具，秦、越相隔再远，也可到达。

毛嫱、西施这样的绝色美人，假如让她们穿着兽皮做的衣服，人们也会被吓跑；倘若让她们穿着华美的布衣司马谈慎到“黄老”学派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则可衬托出她们的美丽。

慎到以社会生活中的现象为例，说明人们除了可以借助“自然之势”，现实生活中还要凭借“人为之势”来达到一些目的。

不过，慎到此处所论“人为之势”更倾向于社会生活方面，还未涉及政治层面。慎到“势”治理论层层递进，有了“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做铺垫，他进一步将“势”延伸至社会政治，极力强调“君主权势”的重要性。

《威德》篇对此有完整论述，为了避免突兀，慎到先以腾蛇、飞龙乘云雾遨游于天空为例谈一谈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来说明倘若云消雾散，无所凭借，它们便与蚯蚓无异。

接着进一步举例论述，贤人屈服于不肖者，是因为没有权势；尧作为普通百姓，不能指使邻居听令，是因为没有称王。

弓弩射的远，是因为借助了风力，经过论证，最后得出结论：无论是贤人还是三王五伯这样的圣人，他们都要凭借于名望、地位以及权势，才可以功成名就，也就是所谓的“得助则成，释助则废”。

那么慎到又认为君王应该如何“得助于众”呢？

在哲学领域，慎到认为人们应当顺应“天道”，而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则是“因人之情”，即顺应百姓之所欲。在社会政治领域，君主“因人之情”则是指顺应民心，人皆有自私自利之心，但只要因势利导，使民众本着“利己”之心为君主服务，就能取得成功。

商鞅也肯定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商君书·算地》篇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人的这种追名逐利的本性可以促使他们做一切事情，甚至是违法乱纪，但只要君主善于利用百姓的这种“自为”之心，便可达到治人的效果。

此外，《慎子逸文》中所谓“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利不足相容也”，都意在说明只有利用人的自私爱利之心，使他们为自己谋利，则没有什么人不被所用，这就是所谓的“因人之情”。

至于具体如何“因人之情”，慎到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慎到认为每个人的智能及其所擅长的事情是不同的，所以君主应当具备包容之心，采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

总之，慎到的“势”治理想是与其“因循”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势”起于因循天道自然，又得力于“因人之情”“因民之能”。

（二）“立公去私”的法治标准

慎到虽被称为“势治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也重视“法”，而且有一套完善的法治主义理论。他认为国势衰微是由于“国无常道，官无常法”，而“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

《慎子》中对法的讨论，“蓍龟”，指用来占卜的跖草与龟甲，用它占卜吉凶以确立公识；“权衡”是指称量物体轻重的工具，以此来确保公正；“书契”指契约之类的文书凭证，以此保证信誉；度量衡用来确立公正的审查准则；

“法制礼籍”，即记载法令、制度、礼仪的文书，用它可以确立公正的道义。而所谓“立公”，即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摒弃私利，这就是慎到“立公去私”的法治标准。

慎到有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从法治的目的、标准、作用均有涉及。

除此之外，他同商鞅、李悝等前期法家一样，也认为国无常法，应当因时而变，如《慎子逸文》所说“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

但是慎到对法治过于依赖，《君臣》篇说“为人君者不多听···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此处慎到所论之法似乎是没有任何漏洞的，是可以涵盖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

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倾听、思考或是解决那些与法无关的言论，

因此他忽略了法在社会实践中的不完善性。

（三）“君逸臣劳”的驭臣之术

《慎子》一书中并未明确提及“术治”，但就其文本来看，多处涉及到君主驭臣之术，慎到以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应当是臣下尽一己之能做好本职工作，君主不必争着去做什么，坐享其成便可。

如果君主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做，臣下不敢与君争先，便无所事事，出了问题反而会引来臣下的不满，这是君主代替臣下承担责任蒙受苦劳，最终导致上下失序，是“逆乱之道”。君主可以“仰而成之”的前提是要任贤使能。

综上，《慎子》一书中体现出慎到思想有如下特点：

第一，他十分重视自然之势，并在此基础上过渡到君主权势；

第二，其完整的法治体系体现出“贵势而不尚独断，尚法而不崇苛严，任术而不贵阴谋”的特点；

他一方面十分强调君主权势的重要性，认为权势必须集中于君主之手，但另一方面又指出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就要“因人之情”，所以其势论思想又与因循观紧密联系，这也是慎到之势的特别之处；

第三，慎到之势与法、术互为补充，势是法术得以施展的前提条件，反过来势又要通过法来实现谈一谈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通过术来驾驭群臣。总之，其整个思想显得庄重、深沉，对后来法家学派的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