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儒”与“礼崩乐坏”

先秦时期的“儒”与“礼崩乐坏”

在辉煌璀璨、蔚为大观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处于主体和核心位置的当属儒家文化。自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算起，儒家文化已绵延发展达2500余年。儒家文化以其深湛厚重的思想内涵和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始终占据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对中华文化特质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历史演变

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迁，儒家文化也历经变化和曲折。从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发展脉络看，可以分为几个比较明显的历史阶段。

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儒”在古代早期指的是某几种职业，如商代主持丧葬赞礼的神职人员，周代传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教官。孔子毕其一生心血传道授业，弟子达3000人之众，据传他还为奴隶主办过丧葬仪式，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但孔子不像其他儒者那样只是简单传授技艺，而是力图在当时礼崩乐坏、宗族奴隶制受到严峻挑战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一种能够维系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为此，孔子系统地整理了以往的儒家文献，修订或编撰成《诗》、《书》、《礼》、《易》、《乐》、《春秋》6部经典，并且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哲学，成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奠基者。此后至战国末年，经过众多传人尤其是孟子、荀子的发展和传播，儒家学说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当时重要的显学之一。

两汉时期的儒家文化。在先秦时期，由于列国纷争、黩武穷兵，儒家学说讲仁爱、推仁政的主张始终没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及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先秦时期的“儒”与“礼崩乐坏”，力推法家严刑苛法的统治政策，儒家学说更是遭受焚禁和坑杀之灾。汉王朝建立后，开始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强调德治和教化在维护统治中的重要性。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在都城长安设立最高学府太学先秦时期的“儒”与“礼崩乐坏”，专门从事儒家经典的讲解和研究，儒家文化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为了适应封建王朝集权统一的政治需要，董仲舒综合先秦墨、道、法、名、阴阳等各家学说，充实和发展儒家学说的理论，并且提出“天人感应”论、宣扬“王权神授”，推动儒家学说走向宗教化、神学化。此时的儒家学说已不再是单纯的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而是被立为名分、制为功名，成了具有实际约束力的礼教制度。

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儒家学说在汉代的制度化增强了其政治功能，但其轻视修养、压抑性情的流弊也遭到许多人的诟病。进入魏晋以后，玄学和佛学先后兴起，或推崇自然儒家思想至今多少年，或崇尚修行，对儒家文化带来巨大冲击。到了唐代，统治者奉行儒、道、佛三家并行政策，儒家学说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已近乎丧失。为了与道家和佛家学说相抗衡、扭转儒家学说没落趋势，一批思想家自唐代中期开始相继进行了改造和复兴儒学的努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宋明理学。理学积极吸收和融合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对先前的儒家学说进行改造和完善，建立了包括宇宙起源、万物本质、封建纲常、人性良知等内容的庞大体系，使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得到恢复和巩固。理学流派众多，主要有周敦颐的道学派、邵雍的数学派、张载的气学派、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派等。

近代以来的儒家文化。宋明理学主张存理去欲、遵守纲常，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随着时代变迁，其对社会进步的桎梏作用越来越明显。从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一些有识之士对宋明理学相继展开批判，如颜山农、何心隐、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虽然这些批判都属于儒家思想的自我调整，但其中已经出现肯定物质需求、寻求人性解放、反对君主专制等民主启蒙思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充分暴露了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推动更多的人去反思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存在的严重问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尝试把传统儒家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连结融通起来，开启了促进儒学向近代转化的序幕。进入20世纪，随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先后发生，儒家学说遭到猛烈抨击、深刻批判和普遍责难。面对一些全盘否定儒家学说的做法，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一批关心中国未来前途和文化存续的学者，主张返本开新、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重新解释和发展儒学，强调以弘扬先秦儒学为根基、以接续宋明理学为核心，充分吸收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现代新儒学由此形成、发展至今。

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

儒家文化犹如一条在历史河床上蜿蜒前行的江河，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也应看到，儒家文化在总体上保持了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儒家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广泛，可谓主流和分支并存、传统和现代同在、精华和糟粕杂呈，这里选择其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的内容介绍一二。

儒家哲学思想。古代儒家学说把人心、人性、道德、天理先验化，其本体论的主线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在一些儒学大家身上也不乏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如荀子提出“天行有常”，王充提出“天道自然”，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王充之提出“天下唯器，道在器中”等。儒家重视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能动性，提出“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尽器求道”、“制天命而用之”等。儒家还强调“物生有两，相反相成”、“天地之化，日新其德”、“合二为一，一分为二”、“积成久大，化渐为著”等，包含了大量关于矛盾对立、量变质变等的辩证法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人伦关系或者说人际关系是儒家学说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儒家提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明了维系人际关系对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明确了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着眼点。儒家把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概括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把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五常(仁、义、礼、智、信)。这种概括尽管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也包含着许多积极因素。如“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重义轻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见义勇为”、“舍生而取义”的义利观，“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反求诸己”的修行观等，都是推进现代社会道德建设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

儒家政治思想。古代儒家学说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其对君主极权、等级秩序、宗族观念、礼教戒律等思想的宣扬，同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但不可否认，儒家学说中有许多政治思想值得现代社会学习和借鉴。儒家在早期就提出了“重民”、“民本”思想，并在历代得到延续和发展。如《尚书》中有“民惟邦本儒家思想至今多少年，本固邦宁”之说，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朱熹提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儒家还一贯主张“大一统”思想，推崇“定于一”、“一天下”、“一制度”，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团结统一，反对分裂。

儒家经济思想。古代儒家经济思想是当时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的反映，但其中许多内容同样适用于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儒家在生产上主张富民重农，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富民者以农桑为本”；在分配上主张利益均衡，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为礼分施，均遍而不偏”；在管理上主张以人为贵，提出“修己安人”、“为政以德”、“以和为贵”、“允执其中”；在经营上主张诚实守信，提出“民无信不立”、“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言必信，行必果”；在消费上主张节用克俭，提出“节用而爱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主张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提出“天人合一”、“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等。

儒家的其他思想。除了上述内容，儒家在教育、民族精神等方面也有许多亮点。如有教无类、尊师重教、因材施教、德教为先、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等教育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儒家思想至今多少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民族精神，至今仍闪耀着思想光辉，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儒家文化在台湾地区

儒家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主要始于17世纪明末清初之际。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推行屯田，兴办学堂，开始将儒家学说引入台湾。1666年，台湾的第一座孔庙和明伦堂在台南建成，一批学者被邀入岛传授儒家思想。1683年清王朝统一台湾后，儒家学说以官学的方式系统地进入台湾。政府在台湾各地设立儒学学堂和书院，并实行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在此后200余年里，儒家文化在台湾获得了广泛传播。与祖国大陆一样，儒家文化不仅成为岛内的主流学说，而且还渗入到生产生活、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对台湾文化进行野蛮摧残和破坏，企图以日本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儒家文化在台湾的深厚基础，日本殖民者的企图并没有得逞，相反，受到儒学经典教育和熏陶的儒生却成了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加强对台湾的统治、实现“反共复国”目标，有意识地借重儒家文化来争取民心、稳定社会。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改造，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大力开展以培养所谓“革命的精神”、“行动的能力”为重点的“笃行”教育，以“四维”(礼、义、廉、耻)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核心的“伦理”教育，以及以所谓“雪耻复国”、“为民族尽孝”为主旨的“民族精神”教育。虽然国民党当局对儒家文化的强调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随着大量儒学经典的整理出版和教育推广，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儒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在此期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张君劢、钱穆等一批学者，面对西学东渐、传统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满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命感，对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等命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解答，推动现代新儒学在台湾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儒家文化对台湾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已经产生了新的巨大影响。

儒家文化与祖国大陆发展息息相关，与台湾地区发展同样也密不可分。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