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儒家文献整理项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儒家文献整理项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耗时近20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儒藏》工程日前已完成“精华编”中国部分的整理出版，编纂工程取得重要成果。图为《儒藏》“精华编”。况山 摄

2023年5月18日，北京，国际博物馆日，孔庙举办集体诵读活动，观众重温儒家经典《礼运大同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510种、282册、近2亿字……耗时近2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儒藏》工程，近日完成“精华编”中国部分整理出版，取得重要进展。

为何要编纂《儒藏》？近2亿字的《儒藏》“精华编”是怎样诞生的？记者采访了参与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但千百年来，始终未将儒家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个独立体系。

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原主任、首席专家汤一介生前多次谈到，自宋代以来，历代王朝都汇编过佛、道两家的文献，编有《佛藏》《道藏》，却始终没有将从先秦起就系统发展的儒家思想文化典籍汇编为一个体系，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不能适应中国乃至世界对儒家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编纂《儒藏》由汤一介最先倡议，受到季羡林、张岱年的鼓励支持，申报立项。

面对请其参与《儒藏》编纂的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儒藏》总编纂孙钦善起初颇为犹豫：“我担任过《全宋诗》项目主持人，深感大项目抓起来难。《全宋诗》搞了16年，《儒藏》量大得多，能不能搞好心里没底。”明、清两代学者都曾提出过编纂《儒藏》的设想，终因国力与人才条件不成熟等原因未能实现。但孙钦善最终还是决定参加，“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

《儒藏》不仅收录传世文献，同时还收录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将三类文献系统整理，萃为一编，这在中国丛书编纂史上尚属首次。《儒藏》总编纂庞朴曾谈到，孔、孟之间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传世文献中没有反映儒家思想的书，使得这一时期内已发展出来但后世久已遗忘的儒家思想“断档”，但出土文献中恰恰有这一部分。如“精华编”第281册收录的上博简《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文献，充分证明在孟子之前儒家就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心性理论，这就纠正了过去的传统看法。

历史上，儒家思想辐射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典籍解释传统。《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韶蓉告诉记者，《儒藏》“精华编”所收录韩、日、越域外文献儒家思想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吗，均为三国学者精心甄选本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学者的汉文著述。这些文献大多是首次在中国整理出版。此次纳入《儒藏》，在统一的学术标准和技术手段之下被编纂成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可为学界带来新的资源和机遇。

成熟一册出版一册，“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

《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收录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500余种，通过校勘、标点、排印等方式，为读者提供可靠完足、便于阅读利用的文本。

这些文献多经历长时期流传，在历代抄写、刻印过程中形成不同版本。如何选择适当底本与校本，是首先面对的问题。《儒藏》“精华编”要求校点人充分调查本书现存版本，厘清版本源流，选择内容完足、精确率高的善本为底本。所谓“善本”，清人张之洞概括为足本、精本、旧本，“足本”指无阙卷、未删削，“精本”指经精校、精注，“旧本”指旧刻、旧抄本。

据《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沙志利介绍，随着《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影印丛书及海外珍善版本陆续公布，《儒藏》编纂大量利用了前人未能利用的宋、元旧本及明、清精善版本。如《欧阳修全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庆元间周必大刻本为底本，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十二卷本为底本。最接近作者时代和著作原貌的宋本，提供了最接近作者原意的文本。

除了校勘，在原始的未断句的古籍文献上施诸标点、分章析句，也考验校点人的学识功底。《儒藏》“精华编”国内部分收录的文献，近半数是首次校点整理，校点成果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

《儒藏》的每一部稿件，经校点者整理后都会交到《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进入审稿加工流程。为统一体例、规范校点、保障质量，中心制定了“精华编”《凡例》《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校点细则》等具体编纂体例，以及一系列严密的工作流程。《儒藏》“精华编”工作流程简图显示，从“确定责任编委”“审读样稿”“校点者校点，部类主编审稿并签章”到“出版社核清样，发印”，共11道流程。

《儒藏》首席总编纂季羡林一开始就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编纂团队根据整理情况，成熟一册出版一册儒家思想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吗，实行不完全按顺序的滚动出版，千方百计保证编纂质量。

《儒藏》工程的开展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汤元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儒藏》方向毕业生，也是《儒藏》的第一批使用者。他近年来对南宋文集颇为关注。然而，学界过往对于南宋文集的整理，忽略了一批极具价值的文献。

“《儒藏》对南宋文集的整理，补足了这方面的缺憾。对于楼钥、袁燮、黄榦、陈淳、真德秀、魏了翁及其他重要人物的文集，或因《儒藏》最早点校出版，或因《儒藏》整理质量明显胜过其他点校本，自《儒藏》本出版后便第一时间加以使用。”汤元宋说。

《儒藏》不能只收藏在象牙塔里，还须推向社会。《儒藏》“精华编”没有采取相对容易的影印方式，而是立足现代，采取繁体竖排、现代标点附校勘记的形式，整理出完足可靠、可资阅读使用的文本，既方便现代读者阅读，也为今后与数字化接轨提供必要基础。

《儒藏》工程的开展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儒藏》的编纂，寄托了以汤一介为代表的几代学人继往圣绝学、续中华文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汤先生在《儒藏总序》中所言：“把儒家经典及其各个时代的注疏、历代儒家学者的论著和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将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希望《儒藏》“把儒学经典代代传承下去，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

古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关系继承传统文化、接续民族之根的大事。《儒藏》工程的实施，不仅标志着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第一次得以全面整理，也意味着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我们必将在赓续历史文脉中谱写当代华章。

担负起对国家民族的文化责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不久前，北京大学副校长、《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王博教授以“传承中华文明，推进全本《儒藏》编纂与研究”为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原主任、首席专家汤一介谢世后，王博接替主持了《儒藏》编纂工作，他认为：“《儒藏》工程不仅是一个学术工程，而且具有极其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时代精神的象征。”

编纂《儒藏》体现文化自觉

问：如何理解编纂《儒藏》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应有的担当与职责？

王博：汤先生自2002年起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他不是简单地想做一个项目，而是把它当成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核心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一种学术工作，担负起对国家民族的文化责任。

《儒藏》编纂，正值新世纪开启之时。改革开放持续深化，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文化建设提出新要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看待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汤先生有非常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历史意识、中国意识和世界意识。他认为，我们国家要进步，文化要发展，必须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编纂《儒藏》，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

我理解，《儒藏》编纂的背后，代表着汤先生等一代学人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重新认识。先生生前一直在思索：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然涉及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接续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之上，贯通旧邦与新命，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所以《儒藏》不仅仅是一个项目，它背后体现的是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包含着文化的复兴

问：为何说编纂《儒藏》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回应着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

王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包含着文化的复兴，复兴不是简单回到过去，但割裂不了过去。科技发展一往无前，文化建设则要瞻前顾后。《儒藏》工程整理的是过去的文献，但其用心却是面向未来的。这也就是汤先生常讲的光前裕后、返本开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儒家思想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吗，就是如何面对五千多年的传统。历史本身是有引力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既然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从五千多年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编纂《儒藏》、整理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典籍，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国文化也曾远播世界，对启蒙运动等产生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交流互鉴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决日益加剧的全球性问题，不能仅靠单一的文化资源。如何发掘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的许多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有利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在21世纪重新点燃思想的火焰，发挥其重大作用，也是汤先生晚年关怀所在。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评价：《儒藏》“不仅针对中国的当代思想家，同样也针对世界思想家”。“《儒藏》的出版或也可将中国人文主义汇集并将成为后现代全球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朝宗于海。”

《儒藏》让更多人接近儒学传统，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问：《儒藏》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什么作用？

王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道”和“器”两个方面。这个“道”就蕴藏在经典里。作为一部在现代技术和学术标准之下系统整理的儒家典籍丛书，《儒藏》有其特色。我自己在阅读古代经典时就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儒藏》版是最方便使用的。它通过校勘、标点、大开本等方式，给人一种舒适便利的阅读体验。从文献选目的确定、校勘版本的选择，到文本校勘、标点断句、撰写前言，我们在各个环节都追求高质量。借助于这一载体，能让更多人去接近儒学传统，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藏》编纂的过程也是人才培养的过程。过去20年，承担《儒藏》校点任务的学者近500名，来自国内外近百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老中青共同参与其中，这本身就在发挥文化传承作用。

问：不少学人期待《儒藏》“精华编”尽快推出单行本和数据库，这方面进展如何？

王博：《儒藏》“精华编”规模很大，目前主要是各大图书馆收藏，个人若要完整收藏一套，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几年前同事们就开始讨论，希望尽快推出单行本。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年年底就会推出50种左右，以后还会陆续推出。至于数据库，目前已经试运行上线，我们跟出版社也有良好合作，年底就会正式上线运行。这将会给大家提供更多便利。

问：随着《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顺利完成，全本《儒藏》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下一阶段工作将如何开展？

王博：汤先生最初的设计就是分两步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儒家文献整理项目，第一步是“精华编”，第二步是“大全本”，我们现在称之为全本《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包括510种文献共计282册，已全部出版。韩、日、越三国历史上用汉文著述的儒学文献，都在积极推进中，将陆续编纂出版。

我们进行了充分讨论，征求了古籍界学术界学者的意见，也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摸底，初步确定下一阶段全本《儒藏》规模大概会做到3000种，除去“精华编”的510种，差不多要增加2500种，总计约10亿字。与20年前工程刚开始时相比，全本《儒藏》编纂具有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学术积累、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撑。数字人文技术在古籍整理、研究、普及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数字人文技术，更快推进这项工作。我们也会在吸收过去20年《儒藏》“精华编”编纂经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优化组织方式。我们希望全本《儒藏》的编纂能更加有效、更加注重编纂与研究的一体化，并在原有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础之上，深化更大范围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我们初步估计，希望能用10多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