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缺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图)

：先天缺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图)

一、先天缺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挥之不散的梦魇。先天合法性是一切学科研究开展的前提，一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那么这一领域的研究就建立在虚无的基座之上，随时有垮塌的危险。就现象而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表象是：中国哲学的问题领域是什么？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以及诸多流杂背后的那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是哲学吗？

总的来看，对于合法性问题，目前学界从“中国哲学是哲学”的预设立场出发，作出了不同方式的回答。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

1.起源类比说

这一种观点类比于西方哲学的起源，即认为西方哲学起源于“神话与逻各斯”，而中国哲学与神话和原始宗教也有着密切联系，两者是同源的。如现在仍作为经典教材使用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编著《中国哲学史》中的观点，就与同编的《西方哲学史》教材表述几乎如出一辙：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虽然想尽办法企图克服自然力带来的灾祸，但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产生了对捉摸不定的自然力和自身构造的各种错误、幻想的观念。魔鬼、神怪、灵魂不死等即是这种幻想观念的一部分。据我国考古发掘发现原始社会的墓葬中已有随葬物品，这说明原始社会人们相信人死后还继续其生前的生活，所以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随葬。同时由于当时人们对梦境也不能正确理解，所以认为有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灵魂。灵魂不死的观念或灵魂崇拜是最原始的哲学唯心论的萌芽。

这种表述自然让人难以信服，因为这样类比是难以自始至终贯穿下来的，譬如西方哲学“爱智之说”，在中国“天人合一”哲学观下就难以一以贯之。况且我们还在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未免太过诡辩。

2.概念比较说

这种表述是较为主流的一种表述，即把“哲学”这个概念切分为内涵和外延两部分，从而就狭义和广义的角度上来为中国哲学寻求合法性。例如张立文《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

如从狭义上看待哲学概念，则中国不存在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中国本身也无“哲学”之名；如从广义上看待哲学概念，则中、西、印哲学都是哲学。

这种说法较之于前者进了一步，但似乎也难以服众。从表象即“形式逻辑的规则”来说，一个概念首先要确定种属关系，然后才可较为明确地划分出内涵和外延。而“中国哲学”这一概念本身是复合词，复合词是种概念还是属概念，恰恰是由它本身狭义内涵所决定的，这就陷入了矛盾之中。况且即使我们退一步讲，种属关系和概念内涵已有了先定的预设，但从“内涵-外延”类比到“狭义-广义”，在形式逻辑上也存有形式的不周密。

3.文化中心说

这一观点切中了哲学的价值内涵，即“不同类型的哲学是异民族演进中的话语表达”。简单来说，这一派学者主张从东西方民族文化的立场出发：先天缺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图)，分析本民族文化诞生出的哲学体系，从而实现了对哲学概念的内涵摆脱，较为明确地提出要摆脱西方民族文化影响的，是向世陵《中国哲学智慧》中提到的“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曾流行一时的一种认为世界文化的真正中心和主线是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并在近现代的欧洲发展壮大的观点。其中在哲学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方近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的看法。黑格尔明确表示中国、印度乃至整个东方都没有哲学和哲学史，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

这种表述无疑变相地实现了前者的目的，脱离西方语境来解释中国哲学。但实际上可知，这一逻辑的出发点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导致了西方在哲学上也秉持“中心论”。所以自泰勒斯以来，两千余年世界上并无“哲学”这个概念，而只有“西方哲学”这个概念。现在有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XX哲学”之后，才在更高地层面上寻求同一性，抽象出“哲学”这个概念。

这个逻辑较之前进步了很大，也寻得了哲学合法性的钥匙——民族和文化。但是“功亏一篑”的地方在于，所举出的“黑格尔中国无哲学论”实际上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原意，而是有意无意中偏转了黑格尔的思想立场。因此，由黑格尔言论提及的“西方哲学中心论”也就并不牢固，这一逻辑推理在出发点上就错误了。我们试举此书论证过程中的一环来证明这一点：

黑格尔作为一位哲学巨匠，为什么会得出如此的结论呢？他举出的理由不少，但核心问题是两个。一是东方是专制社会，“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人们的意志是有限的，不自由的；而“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是“理智的形而上学”，它与自由同在，意志是普遍的、无限的，并不畏惧某一个“大力”（专制君主）。

熟悉黑格尔哲学的应该很明显看出这一逻辑出发点的错误，黑格尔所言的“主奴关系”源自于他在精神哲学中提到的“主奴辩证法”，这可以简单追溯到现代西方哲学开端的尼采。尼采把“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作为哲学范畴纳入其中，实际上考虑的是“人在精神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人的社会地位。这里很明显对黑格尔的言论有一种字面出发的误读。

4.虚象文明说

实际上第三种思路已经很明确地打开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门，即从文化或说文明的立场审视中国思想的特性，进而得出中国哲学的价值导向，为中国哲学的存在立法。在这一说法下最明显地局限，就是变相放弃了把中国哲学纳入到一般哲学的范畴之中，但已然实现了先天逻辑上的自足。杨立华在教授《中国哲学史》时便说：

中国文明从气质上讲是一种“知止”的文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不相信一种线性的不断生长的发展模式。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中，我们的追求是宁静的生活，绝对的和谐以及有极致的境界。我们怀着“太平”的理想，对速度和技术心怀戒惧乃至有所抗拒。

实际上这打破了一般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的直接挑战，即“哲学是系统化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思辨的抽象”，无论是教科书意识形态定义还是西方哲学的共识，哲学都是强调追溯概念本源实质的形式逻辑，将它作为研究方法和思想精神。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要说明中国哲学自始至终贯穿逻辑，而是承认了中国哲学本就不是思辨的逻辑，而是一种“中庸和谐”的思维方式。他既不是辩证法或形而上学，也不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也不是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更不是人道主义或自然主义。他是一种超越言辞的价值诉求，在没有具体规则和表述的虚空中，又实存着坚实确切的价值精神。当然中国哲学智慧道家论文，这种说法也易被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已是目前最贴近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合法性表述。

实际上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诞生，起源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评述：

（中国没有哲学）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

我们无须证明黑格尔错，也无需为了反驳而反驳，因为我们根本不重概念，也不重对自然或精神力量的概念化、思辨化认知。因为这种思想的价值导向，无疑是“制天命而主之”，即预设了“人是可以认知一切、把握一切的”，即使人不能去决定某些事物的行为活动，人也可以通过认知赋予这些事物价值和意义，从而把它们排斥出人的世界。

但是中国思想文化内，最极端地无非是“制天命而用之”，从没有想过主宰天命或赋予天命以价值或意义。中国思想对自然力量的崇拜，经历了“畏天命-敬天命-知天命-用天命-行与天命”的变化，这一变化自夏商乃至此前的原始时期开始，至西汉董仲舒时期基本结束，此后一直是“行与天命”（性命之学）的观点。至于中国思想对精神力量的崇拜更是不可能的中国哲学智慧道家论文，因为他自己就是精神力量的源泉。

简要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便可知道：中国哲学并不是“哲学”，而是“文明学”；现代所学的“中国哲学”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哲学”，而是“西式的中华民族的哲学”。这一“哲学化”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一个较为集中的演进时段。

二、中国哲学的哲学化历程

对这一问题学界基本有一个共识，我们列出来以供熟悉即可：

1.从学术史的演进来看

传统目录学率先开启了哲学化历程，早在《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中就有对此前以及当时各种思想的阐述与评论。明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成为思想史的开端。

近代胡适建立了在现代意义上的、与传统方法完全不同的体系，可以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为中国哲学的哲学化立场在学术上奠基。而到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面世，中国哲学史似乎有了“定本”，但这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粗率的基础之上。而后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运用“范畴解说”的路径，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中国思想独有的“范畴”的演进史。另外还有庸俗马克思主义史家和港台新儒家的写作，断代史写作晚于通史。这一哲学化历程基本完善。

杨言基本反应了学术界的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没有独立的“哲学史”学科。“哲学史”是隐藏在“学术史”之中的。

直到近代，随着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传入，“哲学”与“哲学史”学科才被引入中国。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我国最早的哲学史专著，但该书没有把哲学和经学完全区分开来。一般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出版（1919年），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延生。此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1、1933年出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写成于1937年）等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产生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我们将这些具体的代表性著作列举出来，以供参考：

2.从思想史脉络的角度来看

从思想史角度，中国哲学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的发展历程，如果从粗略的切分方式来看，大致可以这么取舍（引自人大中哲史）：

（1）先秦百家哲学

这是中国哲学的原创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及其典章制度。主要呈现出百花齐放，形式多样的特点。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汉书·艺文志》

（2）汉唐儒释道三教哲学

此是中国哲学的发展期，是三教哲学的冲突融合期，主要分为两汉独尊儒学的儒学经学、魏晋儒道融合的玄学、隋唐儒衰佛盛的佛学。秦在法家哲学指导下，开启传统哲学转向。两汉既是对先秦哲学的吸收，也是对先秦哲学的转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天缺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图)，个体价值独立和主体意识觉醒是时代特征，促进了佛道两教的兴盛，反应了与两汉经学相悖的追求。盛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冲突融合，主要体现为佛教的中国化创新，集中表现为“中国佛性论”。

（3）宋元明清理学哲学

此是中国哲学的“造极”期，是三教哲学的冲突和合创新期。宋明新儒学完成了三教长期冲突融合而和合转生，将三教的兼容并蓄的学术方法落实到天理上。此后，先后诞生出以心、气、性为理的心学、气学等流派。清代乾嘉之学则重实证的考据之学和经学。

（4）清末至民国的新学哲学

中国哲学的延续期，也是中国哲学的中西会通期。主要奉行“拿来主义”，虽然标榜为“新学”，但没有真正的创新。

参考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页。今后引用这一版本教材，一概简称为“北大中哲史”。张立文：《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页，今后引用这一版本教材，一概简称为“人大中哲史”。向世陵：《中国哲学智慧》（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页。今后引用这一版本教材，一概简称为“简版中哲史”。简版中哲史，第5页。杨立华：中国哲学史（第1讲 导论）中国哲学智慧道家论文，北京大学哲学系2013年春季授课，此部分内容仅有网版视频或录音，讲稿为后来整理并未出版，因此不做出处说明。今后引用这一版本讲稿，一概简称为“杨版中哲史”。杨版中哲史，第1讲 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