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

中国古代文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

入世与出世，是我国古代文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入世，是希望把自己融入到体制中去，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出世，就是视体制如蔽履，摆脱体制的禁锢，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闲云野鹤般的浪漫生活。

我们国家自从隋朝开设科举考试制度以来，一代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苦读，甚至花费半辈子的光阴，其目的就是为了入世。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层层科举选拔考试，进士及第，如愿以偿地达到了入世的目的，效命朝廷，获得一官半职，步入了人生坦途。还有一些人儒家思想是入世老子思想是出世，或他荐，或自荐，千方百计想着入世。唐朝诗人孟浩然，他一生未仕，身在江湖山林之间，可是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入世。从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中就可看出端倪。“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渴望张丞相提携推荐其入世之情跃然纸上。

早年的孔子，做梦都想着入世。他驾着一辆马车，周游列国，推销自己。可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没有一个国家、一位君王看上了他，弄得他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后来，他只能抛弃入世的思想，开馆授徒，著书立说，一部《论语》，奠定了他儒家鼻祖的崇高地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大诗人杜甫，一生命运多舛，食不果腹，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可是，他一门心思想着入世。安史之乱叛军攻下长安，杜甫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抛妻别子去投奔。途中被叛军俘获，吃了不少苦头。好不容易在成都安居下来，但没有过上几天稳定的日子，又要追随当朝皇帝，长途跋涉往首都长安赶。结果，累死在途中，年仅五十八岁。杜甫一生都想着做官儒家思想是入世老子思想是出世儒家思想是入世老子思想是出世，想着入世，最后，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与孔子杜甫他们截然相反的，是一些文人视官场如粪土，千方百计谋求出世之乐。诗仙李白，早年被招入京，供奉翰林，成为御用文人。然而，他把宫廷当作是自己的家里，闹出了“贵妃奉酒，龙巾拭吐，力士捧靴”的大笑话。“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的言行举止，与四平八稳、规规矩矩、一潭死水的朝廷格格不入。朝廷容不下他，他也容不下朝廷。于是，他最终受不了朝廷的禁锢，回归自然中国古代文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仗剑天涯，饮酒吟诗，过上了闲云野鹤般的浪漫生活。“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东晋诗人陶渊明，毅然辞去七品县令之职，解甲归田，朝耕暮读，生活虽然清贫，人生却快乐无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美轮美奂。明代作家吴承恩，早年做过县丞，目睹官场腐败，绝意仕途，闭门写作，终于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由此可见，真正的文人，是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写作方式，他们也许是不适合入世的。因为，他们一旦融入体制，思想和言行都会被禁锢，很难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在一家温饱都不能解决的环境下，花费十载终于写出了传世巨著《红楼梦》；蒲松龄开馆授徒，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写出了不朽之作《聊斋志异》。这些，都是体制中人不可想象和完成的。他们不是没有才华，而是没有创作传世之作的心境和毅力，那种备受煎熬的人生历练，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深切孤独。因为文学是个体行为，喜欢孤独，不喜欢热闹；喜欢逆境，不喜欢顺境；喜欢苦难中国古代文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不喜欢得意。

入世，就是要把自己融入到体制中去，接受体制的约束，虽然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但身心都要接受体制的禁锢。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而出世者，就是忍受不了体制的禁锢，由单位人变成了自由人。没有了官职，没有了俸禄，一切靠自己自食其力，物质生活虽然清贫，但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自由释放，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活得潇洒自在，何乐而不为呢？

正在写作此文的时候，一则公务员辞职做律师的帖子在网上疯传。其实，这正是当代版的“出世之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成了一大批人追逐的香饽饽，只进不出，造成了公务员队伍的臃肿。一潭死水，了无生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流动，才能使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充满生机，才能使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充满阳光。但愿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公务员的行列，也有更多的优秀公务员走出体制，投入到滚滚的社会创业大潮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