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两汉经学直接产生于帝国政治体制？的学术建构

朱熹两汉经学直接产生于帝国政治体制？的学术建构

朱熹

两汉经学直接产生于帝国政治体制。因为汉学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基本国策，并在太学设定“五经博士”，从而推动了两汉经学的兴旺发达。可见，汉代经学的建构基本上是在汉帝国主导下推动、发展起来的国家学术，如代表汉代学术典范的《白虎通义》，就是汉章帝主持的一场御前会议的学术成果。

与两汉经学比较而言，宋代理学的兴起则主要是源于民间的学术思潮。从中唐到北宋，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一股回归先秦经典、复兴儒家文化的学术思潮。宋初著名儒家士大夫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他们纷纷提出复兴儒家文化思想。

石介的《中国论》以广泛的文明视角确立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倡导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的道统渊源。到了南宋，道学家朱熹、张栻等人确立了从先秦孔孟到两宋的周敦颐、二程的道统学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文化的道统论。

特别是朱熹确立了《四书》的新经典体系，将理学思想体系建构与《四书》经典体系的建构结合起来。他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个序言中，特别提出了“尧舜—孔曾孟—程朱”的道统系列，进一步从儒学的经典文本、授受脉络、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确立了孔孟以来确立的以儒家士人为主体的道统论。

宋代理学的兴起，从知识创新的学术组织到思想体系，均不是帝国政治的直接产物，而是宋代士大夫作为文化主体性的自主建构与直觉完成。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理学兴起、发展的完整过程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会发现它也包含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宋代理学家通过民间书院、私人讲学的途径，开展自下而上的学术建构过与知识传播，理学一产生就鲜明体现出士大夫之学的特点。

所以理学家倡导“学以成圣”，其实是首先强调每个士人均要以成圣成贤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理学家建构的《四书》学是培养士人如何成圣的“圣学”。理学建构之处并非官学，只能够以民间学术、书院教育的途径来实现其目标。

另一方面，宋代理学家还希望在朝廷的支持下推动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确立理学的重要地位。宋儒利用宋朝的文治国策，特别是利用经筵讲学的制度，主动对君王施加影响，重视君德养成，致力于引君于道。理学家强调当朝帝王必须要将“学以成圣”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生目标，他们又将理学及其《四书》学看作是“帝王之学”。

学界都知道朱熹是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其实，他也是宋儒新帝学的推动和完成者。朱熹不仅建构了“致广大、尽精微”的理学体系，也建构了唐宋变革以后的新帝学。他曾经以经筵讲席的“帝师”身份，参与到给皇帝的讲学活动中。

朱熹利用经筵讲学的机会，不仅确立了《大学》在“帝王之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强调“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同时，朱熹还进一步以儒家经典体系为基础来建构的新帝学体系，后来朱熹的弟子刘爚为老师作了总结：“帝王之学当本之《大学》，探之《中庸》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参之《论语》、《孟子》，然后质之《诗》、《书》朱熹两汉经学直接产生于帝国政治体制？的学术建构，玩之《周易》，证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仪礼》，博之《礼记》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于修身、治天下之道犹指掌矣。”

《四书章句集注》熹通过经筵的平台，建构出一种以《大学》为框架，以《四书》学为基础，进而拓展到《五经》的新帝学体系。显然，这一种新帝学完全是从宋代理学家的立场和视界出发，与最初作为士大夫之学的理学体系是完全一致的。

过去学界对朱子理学体系、经学学术研究较多，对朱熹的帝学著作《经筵讲义》则少有涉及，更没有将其放在宋代帝学兴起、发展的脉络下，审视朱熹在宋代帝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这个选题其实是一项很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王琦博士来岳麓书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好学上进，在我的建议下，选择了朱子的《经筵讲义》及其帝学思想为研究对象。

她为了圆满完成博士论文，查阅了宋代有关经筵讲义的全部文献资料，同时悉心考察了朱子学术的学术资料与思想体系。经过刻苦的研究工作，她终于完成了《朱熹的帝学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

王琦博士的学位论文，将朱熹的帝学思想做出了既有历史感又有理论性的研究。作者首先以宋代文治治国、士大夫阶层崛起、经筵制度定型为历史背景，探讨宋代新帝学意识的兴起。

在此背景下，作者又详细考察了作为宋学一代宗师的朱熹的帝王之学思想形成过程，论述朱熹于绍熙五年入侍经筵，进呈《经筵讲义》，一直坚持以《大学》正君心立纪纲，以道统规范治统，从权力的源头约束君权，挽救南宋王朝的危机，指出朱熹的目标其实就是以理学建构帝学。

朱熹通过天理论、心性论、理一分殊等哲学观念与命题的运用，解答了帝王学什么、为什么学、如何学等系列问题，为帝王学为圣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逻辑论证。论文还通过朱熹《经筵讲义》与《大学章句》的比较，考察帝王之学与士大夫之学的不同要求，认为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与语言表述风格等方面存在差异。

《经筵讲义》作为帝学教材，承载了朱熹以理学建构帝学的价值理想与政治追求，既是对宋代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时代课题的响应，又是对范祖禹以来帝学思想的理论化与系统化，体现了朱熹的帝学就是以内圣为根本而及于外王的思想特征。

王琦博士的学位论文《朱熹的帝学思想研究》完成后，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前期成果朱熹两汉经学直接产生于帝国政治体制？的学术建构，引起学界的关注，也得到同行专家的较高评价。学界也希望能够尽早读到原著。

所以，我推荐《朱熹的帝学思想研究》一书由台北花木兰出版社出版，尽早与读者见面。现在，花木兰出版社已经将其书出版，我十分高兴，也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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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载《原道》第41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