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士不遇赋——以道家思想寄托人生的消长离合

悲士不遇赋——以道家思想寄托人生的消长离合

悲士不遇赋是汉赋中体现儒道思想关系的代表作。汉代悲士不遇赋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人生寄托，寄托愁绪与心思，同时汉代的悲士不遇赋也进行了不同程度儒家思想的兼收并蓄。儒道两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丰富作品的意蕴, 作者采用直抒胸臆的笔法也创造出了与以往文学作品有所区别的审美境界。词则激切 ,情则悲愤 。我们也从汉代悲士赋中进一步探寻儒道思想的消长离合。

一、 以道家思想寄托人生

1、道家思想的代表

就汉赋而言,道家思想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都与它有着不可言明的关系。但汉赋中与道家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当属悲士不遇系列,这类作品皆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人生寄托,以道家思想寄托愁绪与心思。而汉文帝时期贾谊的《鹏鸟赋》就是最好的代表。

这篇赋写时，贾谊在政治上受挫失意,其时,他居于荒僻之地,内心伤怀,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又加上有鹏鸟聚集在他的屋子上，停在他的身旁更为他平添了几分忧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贾谊写了这篇赋以自我愁绪排解。“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表现出受谗被贬的苦闷情绪。他内心不仅愤懑,更有着满腔困惑，这使他从崇儒转向慕道。在那时也有很多修士同他一般走上了道家思想的道路。他们成为了道家思想的代表。

贾谊在此以道家观点对祸福生死作了达观的解说。阐述了其知道命运就不必担忧的想法，以此作结, 进一步表明了作者一切听凭客观安排,随遇而安,顺应自然的态度。《鹏鸟赋》全文引用或化用《老子》、《庄子》，内容也几乎皆不外《庄子》、《列子》等道家言。祸福相依，吉凶未卜等以老庄道家思想为主的主题在汉代悲士不遇赋中总能产生持久不衰的共鸣。

2、悲士不遇赋中道家思想异同

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一样有着生不逢时的感叹,士人不遇在当时看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与董仲舒不同的是，司马迁的这篇赋还有一重愧对于自身与他人的悲愤。司马迁的一生克己复礼儒家思想的处世哲学，而这样的他却因为言语方面的得罪，而遭遇飞来之祸,这不能不使人产生悲愤与困惑。也因此对祸福问题方面切身的体会,最后以“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的处世态度来自我宽慰,这也体现了道家避世不争的处世哲学。

西汉末年的扬雄,为人好深思,“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个正人君子。他的《太玄赋》开篇即道“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 省忧喜之共门兮城市风水，察吉凶之同域”，又陈述了盛极必衰的各种自然现象:“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烛! 岂宠以冒灾兮,将噬脐之不及。”扬雄用自然现象做比喻,告诉了我们盛极必衰的道理,不仅是自然人亦是如此，这也深化了道家祸福相倚伏的观念。

3、如何作为人生寄托

班固的《幽通赋》是弱冠之人所书, 当时他正处于前途一片黑暗之时，也借此提出了如何才能不辱没先人大业的思索。但赋中对天地长久而人的寿命往往短暂,对吉凶无常而祸福相倚的情形也提出了疑惑,对前人学习孔子儒道却不能保身免祸感到困惑,对历史兴亡的纷乱而感到无奈最后以随顺天性,激励修道自勉为结局。

尽管班固这里所说的道，是带有儒家色彩的道,但是其也有着顺应天性与自然的一面。二者依旧有相通之处的。赋的结尾反映出不以忧喜为累的道家思想。 道家在社会中本就少有人信服, 因此,道家根据切身体验总结出的处世之道，更容易被身处逆境的人所接受，二者不免有惺惺相惜之感。道家主张逃离躲避尘世，返璞归真，无为而治。而汉代悲士不遇赋的作者大多感到人生不如意,自身遭遇并不理想, 与道家的某些思想产生共鸣，也因此把道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寄托。

二、 收容并蓄儒家思想

1、儒道思想在悲士赋中的体现

董仲舒、司马迁都从士不遇的角度作过赋,他们的赋一方面表达了克己复礼的儒家式进取精神,一方面又因现实善恶难分黑白颠倒着实不公，时时有可能产生道家的躲避灾祸的思想。

西汉后期的刘歆、东汉前期的冯衍俱是仕途中被排挤之人,在他们的长篇赋《遂初赋》、《显志赋》中也都体现出了儒道兼容并包的思想,也表现出对儒道结合的人生境界的推崇。如冯衍《显志赋》的引用孔丘老聃等人的思想, 借此以达到一种儒道并存的人生境界。武宣以前悲士不遇赋——以道家思想寄托人生的消长离合，大家都徘徊于儒道之间,而武宣以后则体现了儒道思想相互渗透的情形。

而班彪在《北征赋》中也有着体现儒道思想的一面儒家思想的处世哲学，他性子沉重，喜好古文，无论在内心失意无助或是其他情况下儒家思想的处世哲学，都坚持把儒道思想作为自己的中心思想。内心安然归附，并将其作为内心不当情感的排解方式，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伤时之感。更是强调了我们应该遵循孔子之道，俟天命。凭借着这一思想进而在政治上保全自己，立身安命。当政治上的思想不能带给士人精神上的满足之时，沉迷文学论述，品味儒道精神，是对于他们最好的补偿。也因此赋的内容更加广阔，也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境界，承担起了士人情感上的寄托。

2、儒道思想在设辞类中的体现

除了我们熟知的悲士不遇系列赋以外,还有一种设辞类作品。它是在精神上与悲士不遇赋相通的铺叙说理型作品。设辞类主要是假设主客问答的作品,也是汉赋的一种类型。与悲士不遇赋不同的是，它更多是从自我赞许转向自我贬抑,从仕途方面转向文学著述。代表作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蔡邕《释诲》等。

这类作品的基本精神是与悲士不遇系列相通的,但与悲士不遇赋中儒道思想经常被兼收并蓄不同,设辞类作品开始只与儒家思想有关,而与道家思想的关系比较疏远。如西汉时期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反映的就是儒家和纵横家的思想,但没有体现出出道家思想。直到西汉末年扬雄的《解嘲》,才开始在设辞类作品引入道家思想。《解嘲》中说: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 观雷观火,为盈为实;

3、儒道思想融合的体现

道家损盈满、守谦下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管子·白心》称: “持而满之,乃其殆也。名满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 满盈之家,不可以嫁子; 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扬雄的话语,将先秦道家远祸全身的思想表达的淋漓尽致。为了躲避灾祸而远离尘世，这种心理我们自然可以理解。

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所受到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故为于可为之时则从; 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有无可奈何之意,也有受到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不过,从总体上看《解嘲》中是道家思想占上风。儒家更侧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道家更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至于班固的《答宾戏》则有着浓厚的儒家的正统思想，蕴藏着儒家孜孜求索的精神。只不过在对自己专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却无功劳又不得富贵。尽管仕途不顺悲士不遇赋——以道家思想寄托人生的消长离合，可他的态度是很乐观的,他也借此以道家安之若命,顺其自然的思想为自己的处境作解释，从这些细节得以体现出班固的乐观。

三、 儒道并存的人生思想境界

1、儒道思想二者缺一不可

总体上看,尽管汉代儒道思想的发展情况在一段时期内道家思想占上风,一段时期内又是儒家思想占上风,但从文学方面来看，儒道融合现象却一直存在着。儒道两家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融合在一篇赋作中不仅丰富了赋的思想,也创造出了与以往文学作品有所区别的审美境界。有文献指出儒道两家思想呈现出的互黜的倾向,但就实际来说,儒道思想又往往呈出互补的情形,因此我们不能但从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的方面来解读，二者在悲士赋中的体现是缺一不可的。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我们古人的处世态度。得意时积极进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失意时寄情于山水以此抒怀。有道无儒和有儒无道二者都会走向极端。道儒一体化，也是对当代人生活最好的解释。它们给我们带来处事之道与思想的宁静，这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在悲士不遇赋中人生思想体现

《悲士不遇赋》是司马迁赋作仅存的唯一篇章。 今此赋甚短 ,不过二百字 ,必非全篇。赋文分前后两部分 ,前一部分悲士没有出生在好时候，仕途不顺，命运多荈，后一方面又要垂名后世，着实不易。其中以无名为耻，朝闻夕死的态度反映了作者深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因而他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与痛苦。

司马迁在他父亲的遗训和所处时代思想的影响下 ,并没有独守一家之道。 司马迁吸取的思想资料不唯一，他吸取的并不是纯儒纯道 ,而是从改革的汉初之儒和黄老之治中吸取了经他选择的资料所形成的新结合体。”他以道家消极无为的思想做自我解脱。儒家思想是他们的立身之本行事之责,道家思想则成为他解忧的精神良药, 儒道思想二者并行不悖，也就作为他的人生思想传承了下来。

3、在归田赋中的人生思想体现

张衡的《归田赋》则把这种儒道融合的人生境界进一步文学化为一种审美境界。作者描绘出了理想的归田境界: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 赋里想象了田园生活的无限乐趣,表现了对远离世俗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他创造了一种儒道融合的审美境界,带有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由人生的追求。

张衡也正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进而萌生出了避世的心态。用一幅江南三月，杂花生树的景象，进而表现出他的人生追求。与张衡归田之思一样,都是钓鱼采矿种树之类的生活，都体现了他率真朴素、逍遥自由的生活追求。《归田赋》的风格与悲士不遇系列赋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重要联系。也揭示了汉代文学中儒道融合的审美境界的出现的思想基础和发展过程。

四、总结

悲士不遇赋中不仅以道家思想作为寄托，也收容并蓄了儒家思想。二者相互结合缺一不可，具体体现在了不同的赋中。很多士人也借用儒道融合思想排解自己仕途的不顺，体现在自己的人生境界之中。也对儒道融合的审美境界有了一定的提升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壹《刺世疾邪赋》

2、刘勰《 文心雕龙》

3、刘师培 《论文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