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史鉴：0对儒学思想的真实意图(图)

河洛史鉴：0对儒学思想的真实意图(图)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这样利用儒家为政治服务

河洛史鉴

2021-09-06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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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改变汉帝国的治国理念，从而使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帝国治理中得到充分地体现。然而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历来学者对此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就政治与思想意识的关系而言，武帝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 河洛史鉴：0对儒学思想的真实意图(图)，取决于帝国政治统治的需求。

公羊家的理论使汉帝国由保守转向进取。武帝朝对内对外的政策都随之发生巨大的转变。在汉帝国取得极大成就之后，武帝对儒家的思想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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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此时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内或对外的积极进取，而是更加希望汉帝国的统治能长久。在这一点上，就必须要证明汉室江山受命于天。能够证明这一切合理存在也只有通过儒家封禅祭天的行为，向上天祝祷。然而，对于儒家的士子们来讲封禅祭天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情。不能够草率而为之。

一、汉武帝对儒学思想的真实意图

1.封禅祭天

作为汉帝国最高统治者，武帝不会容许有任何怀疑帝国的合法性的意见。也正如美国学者指出：“因为他们仍旧是祖先崇拜和上天崇拜的至高对象；也反映出统治者需要通过崇拜力量巨大的宇宙神或者其他自己国家有联系的神灵，来强调他们之间国家的神性。”封禅祭天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的需求。

但这一点上也反映了儒家势力和武帝产生了政治分歧。儒家思想必须要为政治服务，政治需求不仅仅要求治国思想的辅助，更重要的是不能够与政治统治有所抵触。

这也最直白地表露出在政治统治需求下，思想意识只能是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也正如武帝时期的大臣汲黯对武帝使用儒学的政治意图的评论：“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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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黯的话切中了武帝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使得汉武帝拂袖而去。可以讲在汉武帝时期，大批的儒生虽然身为朝官，但是更多只是作为参谋的作用，而真正选用的是那些习法之吏。

2.真正的官吏

出身狱吏之家的张汤，家传甚深，位列三公。“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父死後，汤为长安吏，久之。”以刀笔吏出身的赵禹因被武帝赏识而位至御史。身为幕僚的杜周被张汤举荐后位至廷尉史。从这些人的身份可以看出，在达到自己政治目的之后，汉武帝便不允许儒生们对自己的政策指手画脚。

由此可见，汉武帝对儒学只是为了装饰其华丽外表，其内涵依然是以严法为准绳。汉武帝外用儒术的手段要比秦始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严法着实的高明。法家思想之主要目的就在于加强君主集权，有学者指出：“法家学说则着重强调集中国家资源，强化君主集权，为君主独裁制造理论依据并提出具体实际策略。”

法家思想直截了当地为君主集权所服务，而儒家思想注重道德力量的统治，弱化法的强制措施，保留一定的社会弹性，从而给社会阶层留有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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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自汉兴以来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对法家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其政治主张。汉武帝也十分的明确这一点，但是法家思想的确在加强君主集权的策略上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或许是汉武帝没有放弃法家思想一个原因。

也正是如此，汉武帝对外宣传儒学，实则内用法家思想的政治策略得以实现。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指导思想，汉武帝刘彻才不允许任何人染指自己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形式去约束自己的皇权。

或许董仲舒看到皇权没有约束机制，便想到用“天”对君主权力加以约束。这一理论导致直接的后果是灾异学说成为汉代一股独特的政治文化。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指出：“董仲舒通过历史性的类比论证，回溯引发灾异人事，推说天意，在理念和方法上都成为后来儒生说灾异的典范。”

董仲舒所创立的一套天人感应理论，汉武帝对此可以说是嗤之以鼻，武帝不想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质疑，在采用借力打力的策略来打击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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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看来，汉武帝只需要董仲舒体系中绝对中央集权有力的部分，以理论上证明中央集权的合理性。董仲舒借助天人感应之说以限制君权、关注民生的思想并没有被汉武帝所接受。

汉武帝不允许别人对其权力的约束，在强调君权至上的同时，汉武帝利用儒家大一统的思想。也使得儒家思想存在的可能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多年的征伐之后，汉帝国实力遭到削弱，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同时大一统格局已经形成，就不允许有割据势力存在。

主父偃上书建议推恩政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喜得所愿汉武帝如何推广儒家思想，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武帝对推恩政策极为认可，从国家一统的角度来讲，推恩政策的确可以维护中央的权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思想大一统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能够维护中央的集权统治，也是武帝对儒家思想的一个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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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经典和人才选拔

1.教化大众

自从董仲舒以公羊春秋对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武帝不仅把其建议主张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使得儒家经学的兴起，在以董仲舒为首的经学大师们极力的传教春秋学说，身为大儒的他和胡母生，他们精研春秋，在亲身传授的过程中扩大儒学的影响，更加在深层次上影响了汉帝国的政治。

对于教化的重视历来是儒家的一大主张，在儒学没有受到政府提倡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对儒家思想传播的任务，文翁通春秋，好教化，在蜀郡推行的文化教育，使得这个蜀郡学风大盛，可以齐鲁之地相媲美“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在汉代由于儒学在社会上兴起，不仅作为政府规定的“官学”，同时在思想意识领域中 河洛史鉴：0对儒学思想的真实意图(图)，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作为汉帝国的官员，在汉武帝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接受了严格的儒学教育，对于重视教化的儒家来说，身份作为政府官员的儒生们势必会重视教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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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生入仕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政府没有做出规定的时候，身为儒生的官吏们依然会推行儒学的思想。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儒学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儒生们不但自己接受政府的指导思想，而且不断地推广儒家思想。

《公羊春秋》经学的不断发展，对于人才的选拔也会随之发展，对于选拔的人才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人一定是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学子汉武帝如何推广儒家思想，对于察举制的实行也一定有其身后及其重要的政治深意。

当汉政府以“贤良”、“文学”、“孝廉”的名义去招揽儒生时，他们从精研经术的学者身份，立刻转变成为汉帝国的官员，汉廷的这一举措不但解决了帝国对人才的渴望，同时更大的程度上，使得这些饱读经术的学者们效命于政府，因此大批的儒生开始名正言顺进入到政府。

三、内部分歧

武帝时期，公羊学家董仲舒和谷梁学家江公辩论朝堂之上，最终当公羊学赢得辩论之后，随后被确定为官方之学。与此同时，汉武帝也让自己后继之君太子学习公羊春秋，他同时也学谷梁春秋，“稍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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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虽同属于儒学，但是他们对治国的理念还是存在分歧，武帝确定公羊春秋之后，谷梁春秋便站在政治权力外围。但是这些谷梁春秋学者并没有由此消沉，他们反而是转身投靠于汉帝国未来的后继之君的身上，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政局上扳回一局。

公羊春秋的思想恰恰体现了这一观念，让后继之君能够继承自己创下的基业，同时也希望后继之君能够继续沿袭既定国家政策。

但是，太子刘据仿佛不能够体会到汉武帝的良苦用心，在政见上屡屡与汉武帝不和，导致了朝堂之上出现了两派。以太子刘据为首形成的政治势力，对武帝的国家策略很不满意，也因此在汉廷中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对此汉武帝极其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

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确实有着政治矛盾，但从学术背景上看，实际上有着更深一层的隐喻，这也是汉武帝实行尊儒之后的政治影响。可以看到的是，汉武帝所重用的大臣都是善文法之士，对儒生的态度只是随侍在侧的顾问，虽然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儒生地位被提高至三公九卿，但也只是装饰门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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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羊春秋能够为武帝的统找到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据的时候，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刘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安排学习儒家思想。而谷梁春秋的学者在没有得到重用的时候汉武帝如何推广儒家思想，他们转向太子，这一点在上述中已经论述，通过对太子的熏陶和感染，使得刘据慢慢转向了谷梁春秋，这样就和汉武帝推崇的公羊春秋背道而驰。

武帝父子在治国理论上出现的分歧，才是导致父子之间政见不合。追究深层次的原因，汉武帝在推崇儒学之后，并没有限制其他的学者对儒学经典的解释，虽然在政府权力强制推行公羊春秋之后，但是并没有限制谷梁春秋的学说，从而使这些儒生转而投向太子。

并以此形成了太子集团的势力，不难看出的是，太子的势力其实很小，根本不可能动摇汉武帝的地位和权力，但是为什么汉武帝要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

首先是，上面论述的武帝父子之间所接受的政治思想不同而导致父子之间政见不同；其次是，在朝中所形成的两股政治势力形同水火，势必造成朝堂之上派别之争，从而导致朝堂之上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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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在武帝身边的这群大臣们，现在所实行的政策得不到后继之君的认同，势必在新君登基之后，会改变现有的政治举措，从而影响这群势力的政治前途。

最后，汉武帝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后继之君改变自己的政治策略，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受到损伤。而太子刘守文的治国理念和汉武帝开疆扩张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武帝这才下定决心除掉以太子为首的政治势力。

结语

儒家思想展现出一种积极进取姿态，出现在汉朝的政治舞台。在国家政治治理上，儒家对内提出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趋势。对外积极开展对匈奴的反击。

这些政治主张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意图。随之出现的政治局面是，大批的儒生开始出现在汉武帝的身边。汉武帝承担着积极开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皇权高度至上的同时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新儒学的势力开始崛起，他们提出所谓限制皇权的政治理论，对雄心勃勃的汉武帝而言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对皇权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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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汉武帝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政治策略，这与儒家以仁德治国的理念相互冲突。导致了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事情的发生。虽历经波折，但从此奠定了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统治者主导思想，这是数千年不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