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中国历史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儒墨之争

新闻班李颖 东周时期中国历史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历史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乐”遭受极大的破坏，诸侯争霸，乱世烽火，社会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活跃起来，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儒家思想局限性，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建议，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同时，儒学与墨学并称当世两大显学，有“非儒即墨”之称。同为百家争鸣中的佼佼者。

“仁”之争

儒学的核心思想首先是“仁”，他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要求和理想。“仁者爱人”，对统治者来说，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对家族成员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要孝顺父母。悌，弟对兄要恭顺。反之亦然。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泛爱众”、“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要用对待家庭成员间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

儒家提倡的“仁”表面上来看，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孔子一直致力于复兴周礼，以便让其为封建统治服务。而周礼中“宗法制”则要求严格的等级制度划分，强调“亲亲，尊尊，长长”。《孟子·告子上》就明确记载：“亲亲儒家思想局限性，仁也”。这样爱就有了亲疏薄厚。

而墨家核心思想之一“兼爱”则是不分贵贱，不分亲疏的一种无差别的爱。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与国之间，要“兼相爱”。

这样，人与人便能和睦相处，国家和平交往，共同繁荣发展。是一种与儒家“爱有差”相对立的“爱无差”。

这种思想对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会起到一个极大的鼓舞作用，但它并不实际。也就是说，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兼爱”是不可能的，它只能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存在。因为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民族或者国家，所走的必然道路就是强盛则扩张。在任何人眼中，追求更好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人在意自我的强盛之路是否干涉到别人的利益，经济或者是文化。《庄子天下》篇中也表达了这个观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厚葬”与“简丧”

孔子极力推崇“周礼”，而受周礼中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宗法制”的影响，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提倡和维护。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论语》里有“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要求子女住在父母的墓边，不能食肉，不能近女色。

繁琐隆重的葬礼，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会使国家不堪重负。而“久丧”习俗亦会使很多人不事生产，无法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据闻当年的墨子也曾师从儒家，但他因为无法认同儒家观点而自成一系，创立墨学。可谓是跟儒家完全对立化的提出“节葬，”的

观点。

墨子出身农民阶级，他对社会中下层人士的生活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体会。所以墨学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主张“简丧”“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而且他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重乐与“非乐”

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儒家五经本为六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礼即礼节，乐即音乐。“礼”与“乐”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起着重要作用。儒家认为认为一个人的学习，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说，以音乐为学习最后的完成。音乐是精神上一种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提倡的那样“与民同乐”。

墨子著名的“非乐”思想在《非乐》《三辩》两篇文章中得以体现，其主要论点是这样的：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享受，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市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而去。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它会使人沉迷，从而影响农事生产，妇女纺织，君王理事，大臣从政。上不合圣王行事之道，下不符人民百姓利益，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费时耗事，花费巨大，与国家生产并无用处。所以“非乐”是对音乐享受甚至精神生活的完全否定。反映了小生产者狭隘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片面性，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否定，会局限社会的发展。

“义”与“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义”与“利”

是相对立的，认为人们应该见义思利（《论语·述而》）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孔子认为义就是宜中国历史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利就是个人的私利。因此他还说：不义而富且贵儒家思想局限性，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孟子·告子上》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认为“义”重于一切，而当二者不可兼得之时，则必须舍生取义。

墨子认为“义”与“利”则是合一的，“义”与“利”关系在墨子学说中最

值得重视的就是“兼爱、交利”：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

利天、利鬼、利人而名之为“义”，“义”可以“利人”“利民”。从上面所引可见，墨子对“义”与“利”的阐释与孔子不同。孔子主要从道德的抽象意义方面着眼，墨子主要从政治现象或社会现象方面来阐释，义、利的意义也是从这些现象中总结出来的。

在历史潮流变化趋势下，儒家思想越来越成为主流思想，尤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潮流中的主导地位。虽然后来的入学已经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原样，它不断地融和其他学派的思想，从而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而墨家衰亡的迹象从秦朝开始，韩非在《五蠹》中说，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当时的侠即墨侠。墨侠的存在。成为一个有政治抱负，有严明纪律，并有相当实力的秘密团体，并且墨家弟子只听从巨子号令，对汉武帝这个封建专制的帝王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而儒家群而不党，文人相轻，不会对专制统治构成任何威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儒墨思想，甚至先秦诸子百家都有值得借鉴之处，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极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