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2期国学与儒家哲学的普及

【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2期国学与儒家哲学的普及

选自《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2期

国学与儒家哲学的普及

国学热兴起以来，国学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概言之，国学讲什么，怎么讲？这不仅仅是一个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调和鼎鼐的问题。国学的传播必须与其现实需求相结合，简言之，我们要告诉大众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如何良好地生活。

广义上的国学包括学术、常识、道德与人生价值等基本层面。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是郭齐勇先生将 20 多年来面向社会大众讲座的讲义与讲话收录集成的作品。本书力图从形上的精深义理走向形下的日常生活。这不仅由读者的接受能力决定，也因应了大众的现实生活需求。作者在古今先贤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归结为六大特点：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作者将这些特点贯穿在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与管理智慧的探讨之中，可谓为读者找准了中国精神的命脉。

在《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作者则不拘于某家某派，集儒、释、道、墨、法、兵、名等诸家思想，通过对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大思想家的个案分析，深入发现、挖掘他们的问题视域，探讨他们是如何提出、思考问题，以及如何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在《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作者则从中国哲学的内在思想出发，阐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依循传统文化的传承、新生与发用的思路，本书从传统新生、文化自觉、核心价值与国学教育四方面入手，力图打通传统与现代的界限，通过为当代人的安身立命找到思想的依归，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机。

陈来先生的著作向来以文献翔实、条分缕析、脉络清晰著称，作为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入门导读的《孔子·孟子·荀子》一书便是继承了上述特点。本书由作者的讲课文稿整理而成，以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为讨论核心，对先秦儒学的思想来源、传承脉络与核心观点都有深入浅出的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以孔、孟、荀为讨论主线之外，还穿插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与《成之闻之》篇的思想。作者认为，郭店楚简的儒家文献中体现的人性论是一种自然人性论，我们亦可称为性朴论，此人性论上承孔子，下接荀子。这不但与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儒家道统的传承脉络有显著差异，也与一般世人的固有成见不同，孟子的性善论在先秦儒学中反而是较为少见与独特的。相关论述虽然在学界已有广泛讨论，但对于哲学初学者与儒学爱好者而言，这不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自先秦以降，儒学不但在中华大地传承两千余载，同时辐射整个东亚，尤以韩、日两国所受影响最深。

《近世东亚儒学研究》一书便是作者对儒学在韩、日两国的影响与发展研究的著作。本书的内容前半部分先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研究文本，将朱熹思想系统梳理之后便转换视角，以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林罗山等韩、日思想家为研究对象，讨论朱子学对两国思想的影响与上述思想家对朱子学的吸收、改造与发扬。

除了系统阐述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之外，作者还认为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日、韩两国对儒学的吸收、发扬与改造，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他提纲挈领地提出，如果说中国儒学重“仁”， 那么日本儒学重“忠”，韩国儒学重“义”。日本儒学的“忠” 具有绝对性，忽视个体价值。韩国儒学虽然也讲三纲五常，也重视“孝”，但他们的“孝” 偏重于家庭范围，忽视公德，难以推己及人。本书的思想主线是朱子学及其在日、韩两国的影响，但是既然书名为《近世东亚儒学研究》，如能在今后的修订中补充阳明学在日、韩的传播等相关内容，似更为妥帖。

《现代儒家哲学研究》是作者2018年出版的第三本儒学著作。本书以 20 世纪四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冯友兰为讨论对象。与近世儒学对日、韩两国强势输出文化的背景相较， 20 世纪的新儒家所要面对的则是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冲击。本书从新儒家对“哲学” 概念的理解谈起，作者认为，梁漱溟与马一浮的见解相对保守。梁漱溟更多秉持原教主义， 固守儒学门户， 更多将“哲学” 看作是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特殊产物。马一浮则不加分辨，笼统地将西方哲学归入中国传统“六艺” 的框架之下。相较之，熊十力的主张更为合理，他吸取西方哲学之所长，又扩展了哲学的含义，并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本体论—宇宙论体系。作者大体将梁漱溟与马一浮作为相对保守的传统儒学的卫道者，而将熊十力与冯友兰作为面临西方哲学冲击，探索中国哲学新出路的先行者。同时，作者在翔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对熊、冯两位思想家的理论发明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修改意见。

同样作为一本入门导读的儒学著作，傅佩荣先生《傅佩荣的哲学课：先秦儒家哲学》一书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作者站在中西比较哲学的高度，在阐释孔孟哲学义理时，广泛运用西方哲学的思想观点，力图建立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在内的西方大哲与先秦儒家先贤的对话管道。其次， 本书“尊孟抑荀” 的学术立场较为鲜明，如认为荀子只是掌握了儒学的外观，他的思想与儒学思想的内核多有抵牾。作者甚至质疑荀子作为先秦儒家代表的合法性。同时，对于秦汉以降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儒学思想，作者认为这些思想并没有掌握与发扬原始儒学的精神，其创新之处也多有谬误。读者若能一并参阅相关哲学史书籍，应能对先秦儒家哲学获得更为客观的认识。

概言之，郭齐勇先生的三本著作分别从国学常识、人生智慧、生活实践等几方面，将大众读者引入了儒家哲学之门。陈来先生的三本著作则提供了一个清晰翔实的儒家哲学历史发展脉络，有助于相关专业初学者夯实基础。傅佩荣先生在阐释先秦儒家哲学思想时，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色彩，不失为一家之言，可供读者参考。

中西哲学比较视域下的儒家哲学研究

近年来，国学与中国哲学的学术讨论中涌现了诸多西方哲学背景的学者，他们运用其深厚的西学功底提出了诸多新的视角与观点，向传统学术界发起挑战。

李幼蒸先生的《〈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便是一部具有浓厚中西哲学比较色彩的著作。区别于以西释中与以中释中的解释范式，作者主张“原始仁学的还原主义”。简言之，这里体现了一种双重隔离，一方面对孔孟“仁学” 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儒学或国学进行区分，这是回归孔孟文本的还原主义。另一方面，排除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理论思考框架。在完成这两种隔离之后，就可以重建“新仁学”，即一种纯粹的伦理学的方法。从中我们可以联系到作者的现象学背景，也就能看到他似乎借用了现象学的“悬搁—还原” 的方法。作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新仁学及其解释学的工作，虽然对其争议质疑颇多，不过本书正文部分对《论语》逐章逐条进行还原式的解读与现代意义的阐释，相信能够给相关的学术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中西哲学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而言，无外乎三种范式：以西化中、以中化西及中西并置。

张耀南先生的《华夷中西———中华哲学史上“批评格式” 变迁考》就是一部讨论这些范式的著作，中西比较与互评作为一个学术思潮虽起自近代，但是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相互批评与比较却是古已有之。本书上溯先秦，讨论了包括儒墨、儒法、道法及儒、释、道三家的批评范式，以及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后产生的各种批评范式。这些批评范式的变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原创文化期、佛禅兴盛期、西学兴盛期与华学复兴期。近代以来属于西学兴盛期，这一时期的中西比较哲学大多陷入以西化中的窠臼。

在作者看来，本世纪开始是华学复兴期，中西比较哲学应秉持以中化西的批评范式，其意在复兴中华哲学。作者认为由比较哲学无法走向世界哲学之路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因为任何比较都必须放在一固定之立场上。就实际而言，只有中、西、印三种立场可供选择，比较哲学本身没有一固定立场，故而选择中华之立场来消化西学的思想，既是现实需求也是理论必然。当然，关于以中化西的比较如何进行与完成，我们期待作者在接下来的著作中予以更为充分的说明。

20 世纪以来，以西释中即以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思潮一直影响至今。李承贵先生的《生生的传统———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一书就是对这一思潮的研究与反思。他从对认知范式的研究入手，将以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的认知范式归纳为五大认知范式：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本书旨在考察五大认知范式自身的形成情况，研究被用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五大认知范式的特点与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然承认来自西方哲学的认知范式具有局限性，在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对其造成了至少三方面的伤害———命题内容的移除与更改、传统义理系统的更改、传统精神价值的更改，但是在对此进行诟病之余，我们还必须接受这种伤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个别内容的伤害并不意味着被理解文本的消亡，同时通过引进西方哲学的义理提升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系统可以使这种伤害被降低。当然，遵循作者的理解，在没有引进新的认知范式的前提下，通过一些弥补的方式来尽可能降低伤害的力度，终归显得保守。

立足于一个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进行讨论不失为中西哲学比较的一个方便进路，《恻隐之心———多维视野中的儒家古典观念研究》便是一部以“恻隐之心” 这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观念为主题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的论文集。

自孟子提出“恻隐之心” 以来，情感一直是儒家修齐治平哲学的一个重要向度。“恻隐之心” 亦不是一个孤立的观念，它与不忍之心、仁、爱、四端、已发未发等观念一起组成了儒家经典哲学诠释的观念群。与此相较，在西方哲学里，虽然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道德情感面临尴尬的处境，“恻隐之心” 也难以找到与之相适的地位，但是在休谟、斯密、叔本华、舍勒等哲学家的伦理思想中，情感向度都是构成其理论系统的重要一环。通过与他们思想的比较，发掘“恻隐之心” 的深层意蕴【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2期国学与儒家哲学的普及，揭示其现代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儒家哲学，不失为一有益之工作。本书由 21 篇文章组成，海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讨论“恻隐之心”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可分为伦理与道德、政治哲学、比较与反思、辩论与争鸣、西学新进展五个讨论主题。相信本书可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关于“恻隐之心” 及儒家哲学新的问题视域与思考角度。

同样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作品，刘东先生的《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一书，可谓一部哲学性与文学性兼有之著作。作者借助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天边的乌云为隐喻，试图回到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其对孔子或者说原始儒学的阐述以两条思想线索贯穿之——— “悦乐精神” 与“忧患精神”。前者作为中国文化的高度，后者则代表中国文明的底线。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以中西比较视野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往往强调回归原始儒学。运用西方哲学的视角与方法，抑或能够帮助我们排除掉一些不必要的历史文化“包袱”。但是如此单刀直入的探索方式是否能够准确命中其所希冀的思想内核，是一个值得我们审慎思考的问题。例如本书中，作者干脆否定孔子思想的“内在超越” 之说，似有操之过急之嫌。

概言之，《〈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华夷中西———中华哲学史上“批评格式” 变迁考》《生生的传统———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式进行思考、提出论点、展开论述。《恻隐之心———多维视野中的儒家古典观念研究》一书则以“恻隐之心” 这一儒家哲学中的具体概念作为切入点，展开中西哲学的比较与对话。《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一书从具体的哲学流派入手，尝试儒家哲学与存在主义对话的可能。

理论、问题域与阐释范式的创新

杨国荣先生的新作《政治、伦理及其他》中关于儒家的论述值得我们关注。作者认为， “仁” 作为儒家价值观的核心，首先体现为对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的肯定。仁道的原则还包括更广泛的意涵，由“仁民” 而“爱物” 是儒家一贯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仁民” 指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物” 则指向处理人与外物的关系，后者则必然涉及儒家另一重要概念——— “礼”。

在作者看来，如何回归“仁” 与“礼” 的统一，回复儒家原初状态，是当代社会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仁” 是人自由人格的体现，关乎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领域。

“礼” 则是社会规范的标志，关涉与个体相关的社会交往实践领域。“仁” 与“礼” 的统一，既是让个体从内在的精神世界走向实际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让“礼” 作为社会规范能够引导和化约个体的精神生活。进言之，二者的统一指向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礼” 与社会正义相关， “仁”则与社会和谐契合。“仁” 与“礼”的统一体现了情感凝聚与理性秩序的融合。

本书还对张载的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思想及其内在关联专题论述，简言之，作者认为，较之前人，张载的天道观在哲学的问题视域发生了转变，由对存在（气） 本身的存在问题的质疑转变为对存在（气）的存在状态，即是否在的追问。这种问题视域的转变也影响了张载在人道观上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探讨。在相关论述中，本书具有理论探索与历史回溯的双重视域，并在作者创立的具体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之下对讨论对象与文本进行系统性阐释，是当代中国哲学创作一个独特的范例。

贡华南先生的《味觉思想》一书，以味觉思想理解、诠释中国哲学，具有独到创见。所谓味觉思想，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相较于古希腊传统的视觉中心主义与古希伯来的听觉中心主义，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可以说是味觉中心主义的。

与古希腊传统形而上学传统重视对象之形式而轻视质料相比，味觉所关涉的是对象的内在的五味———咸、酸、甘、辛、苦，这里的五味不是形式，而是对象的质料及内在本性。这种本性不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与属性相对的本性，后者始终是外在、独立于人的。味觉意义上的五味作为对象的本性，则是在消弭了物我距离之基础上，内在于人、向人显现的，同时“味” 作为动词，也意味着此处的五味包含了人的参与活动。泛化之后的味觉进一步被作者用来描述和理解对象向人显现的意谓———以味味人、味物、味事。同时，味觉思想也自然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对象一道在“味” 中显现，在使对象澄明的同时也澄明自身。

本书尝试以味觉思想梳理、阐释中国哲学在历史上的发展与流变。如以耳目舌之争诠释上古商周时期思想，以“形—形而上” 的转变诠释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的嬗变，以心目之辨诠释阳明心学思想。固然，任何一种理论的诠释力都无法穿透所有的思想角落，不过相信这样一部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足以令读者“耳目一新” “舌尖大动”。

顾红亮先生的《责任中国》一书中关于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论述，为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与自我创新打开了一个视角。

责任伦理最初由马克斯·韦伯提出，他区分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学界关于儒家思想是否包含责任伦理抑或只有信念伦理，一直存在诸多争论。作者认为传统儒家的确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但并非是单纯韦伯意义上的。西方责任伦理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而儒家的责任伦理则建立在“忠” 与“义” 的价值取向之上，后者又深深植根于“仁” ———人之为人的内在品格。作者还认为，对儒家传统忧患意识的考察或许是更进一步发掘儒家责任伦理思想意涵的切入点。

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写作，某种意义上这又是一个中西哲学视野下的难题。而杨立华先生的《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面对这样一个十字路口，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本书是对朱熹理学思想系统的当代阐释与重建，分别讨论了本体论问题、心性论问题及儒家价值的现代阐释与论证。粗看之下，作者就是在运用现代汉语与西方哲学的传统概念对理学思想进行阐释，这不免让人担心是否又回到了以西释中的老路。但是细品之后可以发现，作者事实上在使用这些西方哲学概念之前，已经对其进行了中国哲学化的解释与改造。如在使用质料—形式这对概念时【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2期国学与儒家哲学的普及，作者既将质料归入形式，又将形式视为质料化的形式。在这里，形式已经被取消了西方传统目的论的意涵，从而取消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第一因的位置。再如作者从儒道传统经典中得到启发，从能否完成即可否确定的角度，而非抽象的时空观来理解有限—无限。这样一种先对西方传统哲学概念进行中国哲学化的改造，再用其对中国哲学本身进行阐释和重构的方式，固然难以在根本上解决中西哲学比较及中国哲学现代阐释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但依然不啻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概言之，杨国荣先生与贡华南先生通过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具体形而上学与味觉思想，对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进行系统性阐释与重构。顾红亮先生以责任伦理为切入点，为儒家哲学研究找到新的问题域。杨立华先生则从哲学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入手，力图建立一套新的中国哲学阐释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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