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没有宗教、哲学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余英时中国没有宗教、哲学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一）

中国没有宗教、哲学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可怪中国近代的改革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上世纪初中国人废书院、经学搞分科，人家在兴道尔顿学制、古典学搞通识,中国人刚废完宗教、传统搞哲学、科学，人家已在兴宗教、传统反思哲学、科学，过犹不及，老是一边倒，以致今日问题纷杂。《易》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拨开宗教信仰形式的外表，透视其实质与功能，钱穆先生在《孔子与心教》中说：" 故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早在周代周公等创始的儒学就已很好解决了学术、大传(道)统、宗教、哲学之间的问题了，何致今日却入邯郸学步之境。

余英时先生在文章中说：

我要郑重地指出，一方面由于西方中心论、科学主义走向式微，而另一方面文化多元论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国学作为一门学术已不再有消解于西学之中的危险。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的不断刷新，却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 )。我们只要稍稍检视一下“五四”以下三十年间国学界留下来的一些经典作品，上述的论点便可以得到充足的印证。但国学必须继续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性，在这一方面它和第一、第二期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者，西学不应再被视为“科学之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将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而出现在国学研究的领域之中。

赵法生兄等对于传统之建设有学堂、祠堂、道堂之构思，乡村儒学为其入处，归旨为精神信仰生活。余亦心相印焉，学堂、祠堂、中堂，形有三处，而可兼涉，义则一也，明诚于学，诚明于心，考之历史，则宗于"诗礼堂"之制，明历代教学，追孔庙祭祀，以圣贤为统，名之儒教则为达名，百姓日用而不分，名之儒学则为类名，六艺九流而有序，名之儒家则为私名，佛道志和而不同，可谓大同之义一也。

传统社会在国为行政之庙制，在祠为宗亲之乡制是宋贤的开创，在家为中堂之常制，这些形式于今留存不少，但大多为惯性的了，需要激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核心没有了，早晚会变异、消亡。学堂、祠堂实一，道堂(含寺观庙)为其推洐，今已公共领域化，唯中堂可普及，功能则兼有，十家有一即可广其教化，大小宗教都有其道、经、师，中华文明上洐至敬天、法祖、崇圣，此可含容世界一切之宗教、信仰，下洐至仁道、六艺、四科，此即可保一方文明之特性，亦可沟通世界一切之文化、学术。

关健是化民成俗的系统性、鲜活性的儒学能不能兴起，而不是割裂的、过去式的儒学。什么是儒学这应是常识，但在今天却讲不清楚，为什么？社会发展是斗争与文明的呈现，历史证明即非进化论的，更非神化论的，而是文明的传续，斗争代表了现实冲突，不仅能生发也能消亡文明，文明应是流动的，没有新旧高低，但有时间性。中国化表述为圣贤传承，当今世界叫知识人的良心，孟子言为义利，慧能说成烦恼菩提，本于一则文明，惑于二则消亡。表现在人上在中国为至圣孔子，其与儒学承前启后，诸子百家、三教中西皆折中于其学，不仅儒家追其为宗，也是中华圣贤之统，此一点也应是常识，但在今天却也讲不清楚。

中国文明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消而未亡，今又遇转机。一次在秦，一次在元，一次在1900年代前后，时代不一，但均是民主与专制的文明冲突，宗孔、神孔、打孔一一上演而真孔子与民众愈远。"打倒孔家店"是民国激进人群的口号而大行于文革，而非新旧文化之冲突，不但未"救出孔夫子"，带出真儒学，却殃及池鱼，整个传统文化群体几近连根拔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后世杜撰，在《董仲舒传》中，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也只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这二件糊涂大事均与"孔教"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好心办坏事？康有为、袁世凯一众于儒学、孔子之识见是根本原因，学术不昌又是最根本之原因，直接倒致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学、儒家被放在火上烤，内部被分裂、异化，外部被攻击、误解。今日，痛定思痛，一定要把儒学的辨彰考镜、正名立言放在首位。

（二）

明统知类通达而不据于私是今日中国文化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受历史分段叠层及近代西学解构的影响，说不清楚的现状急需文明重述以应对，这应是与时俱进的文明发展所应有的现象，代有人出，在当代亦引起不少学者的关切，道在公，德成私，此为益，据私以为公，害大，此古人学以为己之意也。

儒为师、士之别称，其为教上行下效，有学有宗有派有变，是为常态，一切本土文化之外洐及外来文化之本土化皆预其中，儒者以不知一事为耻，耻则有勇，必达仁门，中学西学、古史今事、道佛基伊俱此间出，因此儒教之名是为达名，以文化于天下之谓也，文以载道，必也一本于人。雅俗、钱谷、四科是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其物，格其义，必有其学，大在文明，小在域内，亦必有其主体，贤圣之知，亦必有学，是以圣贤为统，各成其类，亦必有源，至圣名与孔子，盖上二千年之学圣者承，下二千年之学贤者传，因此儒学之名是为类名，阴阳相分之谓也，显隐互位，名异源同。周孔、孟庄、班马是列。

弱水三千，取其瓢饮，时也，时以续，续之以时，必不远于中行周代儒家思想音乐，豪杰以时成，万一有其续，不肖者不及，贤者过之，斯有此世界，释曰一合相也，松兰之望，近有杂居，不名之野，细观有形，诸子百家迄今不坠斯文，因此儒家之名是为私名，有扬有弃之谓也余英时中国没有宗教、哲学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与时俱进，异代同科。墨法、朱王、三教是列。

近来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式表述了，问题是什么是中国思维？古之诗教、格物、援佛，比较、会通肯定还是普遍之方法，章太炎先生重新阐释墨家达、类、私，胡适和之，这类似于逻辑中的逻格斯、阿毗达磨、因明，孟子学派早先引入儒家，或着说这是儒学本有的，儒家又作了生发，以明统统之，也就是道统，后又有学统、政统之争，其实是混杂了达类私之名分，学统为私、政统达名，岂能不乱余英时中国没有宗教、哲学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今当注意。

象数是很精微的，象精数微，知类通达之教也。 子曰:“可与言《诗》，卒以学《易》。”

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董子曰：“不明乎《易》，不能明《春秋》。”“源于《易》而终于易，之要在观象。”

诗禅有严羽，易禅有曹洞，皆可入道，参同术之精也，七略术数、方技宗之，然四库之后，学人晦言，朱子私下亦好于此，盖谶纬惑汉之遗，道术二分犹官吏二分，其害亦大，过犹不及。象数之学难在不以术数显，犹学佛难在无佛言神语，术数类于神通，可助益于道，然不可轻易示人，否则不流于俗，即流于术士。然今之世，西人、中人好于此者众，子曰好德好色之谓也，今之学人对术亦须了然，好作大众的引导，不可一味明排暗怯，对"儒教"之事也是同理， 道术之分即孟子士民之分，出类拔萃亦是生民。

木朽不能为梁，枝弱不可为柱，然其岂树之错焉？抑人之过焉？中西民主、科学之争莫不泥于此，然置自由、平等于何处？广大必集众精，精必察微，然历代微忽处也多。思孟之五常与汉异、史之儒林(学)悖于四科、董子天人亦与孟子道异，新儒家四配圣之设亦不和于孔学，事之时然，后之此理未必，然积垢则大难。三教之争日久，殃及其内讼亦多，然其于儒学乃同本之源则人多异之，殊不决教门家内之争，何立世中之侵害。

（三）

脱离三教内和后儒家语系，以圣贤为统，儒学为类，话才能说顺，自然生机勃发。道统不易，该是回到经归经，子归子，经史归六艺的儒学源流了，重梳儒学内容，把历史中的儒家之学回朔至儒学本位，也要把儒家暗借的诸家及所援二氏之学转为明估，再与内化之近代西学比较会通，重估之后，新自出矣。细择历代贤圣之学，这条脉络从孔、庄、荀以降还是有迹可寻的。如： 诸子时期荀子在非十二子、韩非子在儒分八家中态度很明显。而百家之后，荀子在宋学中则归法家，即使孔孟并称后，儒家也只是宗孔，而非孔子一定是儒家，周孔则在六艺、先圣，墨、庄六家之学亦是儒学，源出六艺，管子时在道家时在法家，道德家、黄老、道家也各是一家，不可混淆。 如果说儒家、禅宗是天行健的话，二教则是地势坤的了。

此是近代"国学"所兴之缘由，而今人反异"国学"之名，今日后又当集于"儒学"，然老大难悉入此域，而又不能、不得不决处。庄子言诸子皆出六艺，汉时六家九家之说已属归纳，可以说是道出百家，大者成其大，小者成其小，自汉武独尊儒术，百家渐熄，儒家或取之，或藏于道教，或变于佛门，丝缕犹在，唯儒教能含垢而积害，或谶纬，或神术，专制为其伴，至唐宋八大家时，新儒家抵排二氏而兴，然遭保守派和金灭北宋之危周代儒家思想音乐，后程朱道学犹甚，暗通明拒，门户滋生，一无头绪，三教俱衰，迄于今日。当此时，六艺不彰，道藏不收《周易》，儒家十三经据儒学为己私，后欲据四库为儒藏而不得，受官学之风，实已然矣。今云"一介儒生"出，为儒术乎，为儒家乎，为中华乎，于史可鉴。百年排中国、排儒，赖有二三子，而其贤多不以儒家名己，今天地方蒙，君子不以屯守，而摇儒家之旗，唇旁门之路，亦郊之旺野，非稼之色。

中土哲人尽有其学，学必有宗而后成教周代儒家思想音乐，西方哲学代有其人，人必有道而后成贤。心处西世未必知其所贤，身在中土未必明其所教。道无中西学有其殊，心无古今性有其分。文人应有其品格，以文会友，鉴品知类，切磋琢磨。道以术显，术有专攻，言为心声，心有不平则鸣，吾国本有此风气，然近世哑然，言语一科晦涩，志不得而张，气必塞堵。七发有强药，肯求于方家，不吝赐言充其浩气于天地。

如庄子言真儒者，必本于儒学之六艺四科，出类于圣贤之统，通于儒家，达于儒教。而谓儒家者未必皆真儒，能入于贤圣之类，其教有始，学子从之，未必有终，盖其言有信，随之者众，其学无本，成之者寡。惜此当今之世青年儒生日众，从益导师者稀，盖当今高校教育之弊，而学无所依，门无所引，而又多染学界江湖市俗气，惜叹之余，思修道之教不舍生人之利，不夺先入之志，其即以学始，亦必有学而变，学必有教，孟子言教亦多术，照顾、提携后生也是为师为长的传统美德，肯请今之师长多注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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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诗教铭

志者直取诸圣贤，仁者达于正等觉，生民回互大道性。

马浮老曰：“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一切言教皆摄于诗。苟志于仁，无恶也。心之所之莫不仁，则其形于言者亦莫不仁。”

言之精纯为诗，语言是思想的外衣， 是存在的家，言为心声，以至无言之教。

欲识仁，须从学诗入。诗以道志，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 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因诗歌、舞蹈、音乐起源于一---祭祀，故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天下诸子皆本于六艺，顺势而发，唯‘儒’得其相，而体不彰。孔氏曰：“《春秋》之义则丘窃取之矣。”自此，后儒多专《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斯人遁于郊野林泉久已。至魏晋，文人士子脱迹于外政，神驰于“三玄”，个体觉醒使然。群圣距今两千载，学人离诗几多年。而收拾不住者，不归于禅，即遁于道，试看禅宗、丹祖，谁之教化？岂三家乎。

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荀子曰：“圣人言虽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

志即仁也，出之生民，湛寂之中，自然而感，如火始燃，如泉始达，莫之能御。此犹佛家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统者总相，类乃别分，易象、比兴、禅悟、譬喻、格物其义一也。故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老氏言：“反者，道之动也，弱者，道之用也。”

“士何事？尚志。”菩萨译为大士，佛为无上士，其义一也。信，人言，心用也；诚，言成，心体也；志，士心，心相也；万物出于三，和而为道。故《毛诗大序》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其言大哉！

唐之世，刘禹锡“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

刘知己“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结盛唐之句也。后至韩李一转，千年不振，诗教作古久矣。仁者思之，共勉，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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