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小讲堂之起源于我国时期的儒家学说（二）

历史名人小讲堂之起源于我国时期的儒家学说（二）

起源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直至今日仍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儒学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形而上学，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思想体系。

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当时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儒家学说由于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因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而得到大力推崇，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主流，它也曾为社会的进步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

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国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思想文化长期的熏陶和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人的特有的思想品质和独特的性格，并一代代地延续传播下去，它像烙印一样，成为至今仍保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性格之中的明显特征。

儒家学说兴盛于西汉时期，汉武帝继位后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政策。武帝继位时，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

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学说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至此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在政治上遭到贬黜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什么，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诸子学说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此再不复存在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什么，也是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什么，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历史名人小讲堂之起源于我国时期的儒家学说（二），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2000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封建统治者希望用儒家思想来教化大众，将百姓变为驯服的鹿，正所谓，“逐鹿中原，鹿死谁手”。这种传统文化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强调人民要明哲保身，不会反抗，甘心情愿地接受封建统治。

具体来看，儒学对于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既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首先，来看积极的一面

儒家学说是通过道德规范做人的原则，即儒家的所谓修己善人的做人之道，主要内涵是做人要“诚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处世”，在这一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了相应的性格特征。

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极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所以有观点认为儒学作为民族精神的依托，相对而言，是一种前宗教的史文化。与西方神学相比，它指向现实的生命。

儒家的真正精神在于：敬畏历史而升华出的宇宙观；推己及人的人生价值观；融通为中、不变为庸的世界观。

儒家思想重“仁”讲“和”。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今时代发展的新时期，儒家思想仍然在起着重要作用，如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以来始终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侵略他国的历史，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所谓“诚以立身”即对自己要讲诚明。修身的原则是诚明，即做人要不昧良知，明辨是非，不欺世、也不自欺。“仁以待人”即对人要讲究仁爱。中国人历来重视人群的和睦关系，五伦的主旨是提倡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

“公以处世”即指处理事务上要讲究公正，把握是非曲直的标准，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才能做到公正廉明。受儒学的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国人也大都喜欢遵循中庸，无论是对人、对事、对己都避免对立，采取中和，不走极端。保持中庸之道在接人待物中便成为不偏不倚的中庸，中规中矩。然而，总起来看，儒家学说中的中庸思想对民族性格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

其次，儒家学说对于民族性格的形成也存在消极不利的一面

受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国人喜欢采取折中的方式处理问题，怕得罪人；遇事总留有后路。儒学在中国人的性格里也埋下了一些阴影。如明哲保身，任何情况下都习惯于当看客，喜欢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国民性格中的这一缺点是被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鲁迅之所以会弃医从文，就是他想用笔来唤醒旧中国迂腐麻木的民众。

儒学强调做人要谦虚、含蓄内敛，这使得中国人性格中也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比如在课堂上有想法也不敢发言，当众不敢表态，遇到大是大非问题总是模棱两可等。这也是中国留学生之所以不适应国外大学那种开放式教学方式的原因。

同时，这一性格缺点的延伸就导致出现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始终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进展，同时顶尖人才极度缺乏的现状。

儒学的“明哲保身”思想让中国人有了看客心理。如大街上发生了抢劫案，围观的人只顾看热闹，不知道上前制止，也没有人帮助被抢者，同时也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应该立即报警。

儒学中的“三纲五常”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完全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意愿。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与家族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则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这也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

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此思想的支配下，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将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运用到具体实践和日常生活之中去，只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

而西方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近代，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学者是不在实验室做工的，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却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不断的修正和突破。

中国很早就创造了四大发明，然而却并没有将其运用到实际应用之中去，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却用来制作鞭炮，敬鬼神历史名人小讲堂之起源于我国时期的儒家学说（二），西方国家却懂得用我们的发明：指南针和罗盘去航海发现新大陆；在火药的基础上制造出洋枪洋炮来侵略攻打我国。

总之，在儒家学说的影响和熏陶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安于现状、含蓄内向、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不求进取的性格特征。

儒家学说对于教育的影响，致使父母只知道教育儿童如何遵从传统行为规范，很少关注孩子们的想法及对未来的幻想，不注意去引导和鼓励他们发展好奇心和创造力。使儿童从小就形成了墨守成规、顺从听话的性格，缺乏冒险心理和创造力。

综上所述，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勤劳、善良、聪明、奋发向上的优秀民族，与儒家学说有着直接关系。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儒家学说的消极因素，造就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缺陷。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勇于正确面对，在继承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注意去其糟、粕吸取精华，同时努力吸取其他外来文化的优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步完善并形成我们新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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