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刊２８年第２期文化比较研究(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管子学刊２８年第２期文化比较研究(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管子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文化比较研究儒家经典英译与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秦皇岛０６６００４）［摘要］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儒家经典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欣赏儒家思想的空间。儒家经典英译其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儒家经典众多的译本由于译者的背景、传播目的和目标受众的不同管子学刊２８年第２期文化比较研究(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关键词］儒家；经典Ｉ英译ｌ跨文化传播［中圉分类号］Ｂ２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缩号］１００２—３８２８１２００８）０２一０１１３一０３ｈ回ｉｓｈ恻ａｔｉ０ｆａａｓｓｉ岱ａＩｌｄＣＩ叼鹤一ＣＩｄｔｕｒａｌＣ【釉咖ｍｉｃ蛳伽０ｆＣ【枷ａＩｌｉ锄ＷａｎｇＬｉｙａ（Ｓｆ．ＩｌｏｏＺｏ，ＦｏｒＰ主ｇ竹Ｌｎ靠ｇ“ｎｇＰｓ，Ｙａ，ｚｓ＾口以Ｕｈｉ勘Ｐｒｓｉ￡ｙ，Ｑｉ，２Ｈ“口，ｌｇｄ口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ｋｎｏｗ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ｗｉｄｅｒｓｐａｃｅ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ａｄｅｒ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ｙｌｅｓｄｕ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ｔａｒｇｅｔ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儒家经典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从１７世纪传教士翻译家开始向西方国家译介儒家经典开始，这种翻译活动和文化传播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儒家经典也存在多种英译本，这些译本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欣赏儒家思想的空间。儒家经典英译其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的传播，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１３从广义上讲，人类所有的活动都是文化活动。翻译作为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替代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传播活动。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将语言比做文化的心脏，将翻译工作比作心脏手术，告诫“我们［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一１７［作者简介］王丽雅（１９７２一），女。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在翻译时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信仰、语言习惯和用法会造成跨文化传播的种种误解。翻译在语言和文化上都难免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这种现象美国著名学者拉里萨默瓦和理查德波特所著《跨文化传播》一书的第一章引言部分就引用了孔子名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来说明。

而译者作为这种跨文化传播的中介对源文本的理解，对传播策略的把握和对目标受众的确定都是翻译的关键所在。儒家经典众多的译本由于译者的背景、传播目的和目标受众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一、西方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早期译介西方传教士是较早接触到中国文化并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群体。从时间上看，主要分为两个时１１３期。第一个时期是１７—１８世纪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期。这些人对“四书五经”的翻译版本较多。利玛窦（Ｍａｔ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是第一个在中国本土对儒学经典著作“四书”进行翻译的人［２］。另外，还有金尼阁、殷铎译、马若瑟等人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但是这些翻译以拉丁文为主。这些译稿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汉语的习得，也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提供了最原始的凭第二个时期是１９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时期。这些传教士更加热衷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且研究也更深入，成果也更丰富，反映到儒家经典的翻译上的突出表现就是翻译文字的多样化，除了拉丁文以外，还有英语、法语、德语等。其中以英国传教士理雅各（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１８１５—１８９７）的译著为代表。从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８６年间，理雅各在英国商人查顿和颠地的帮助下将中国儒家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取名《中国经典》并陆续出版。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ＬｉｏｎｅｌＧｉｌｅｓ）称赞理雅各“五十年来，使得英国读者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另一位汉学家艾约瑟博士则认为《中国经典》“开创汉学研究的新纪元”。因此，理雅各也被认为是第一个率先系统、全面翻译儒家经典的汉学家，其译本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视为标准版本。传教士翻译家翻译儒家经典是服从于他们的根本使命——传教。早期来华的这些传教士切身感受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相去甚远，为了更好地了解对中国人有着深重影响的儒家思想，更好地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他们努力学习中国文字，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儒家经典的译本问世了，这些译本的主要受众是当时入华传教士，主要作为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教材，其目的是使基督教的传教士了解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而让基督教义取代儒家思想。理雅各认为：“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查了中国圣贤建立的，作为中国人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石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负担起自己的传教职责。，，［３１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诠释儒家经典时，常常力图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与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并行不悖。理雅各实际上继承了早期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因此理雅各采用了具有基督教氛围的同化译法。

在《中国经典》第三卷的前言里，理雅各分别强调了中、西方文化的至高神是一致的。译文总要满足某种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理雅各的翻译实现了他的传播目的，正如穆勒说的那样：“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相同之处的翻译手段实际上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蚍４１＝、２０世纪早期儒家经典英译的新发展当历史的脚步迈入上个世纪初期，世界范围内又涌现出一批对儒家经典进行翻译的代表人物。与２０世纪之前西方传教士针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相比较，这一１１４时期的儒家经典英译呈现出新的特点：１．中国本土翻译家开始翻译儒家经典。２０世纪初期中国本土翻译儒家经典的翻译家首推清末民初著名国学大师、翻译家辜鸿铭先生。辜先生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等翻译为英文的中国人”。［５］辜鸿铭把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辜鸿铭早年留学欧洲多年，使他具备了深厚的语言功底，同时也使他深谙西方文化。这为他进行东西方文化对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看到了西方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并未帮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目标受 众有限。他开始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翻译并以期改变西方 人对中国的态度管子学刊２８年第２期文化比较研究(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希望能够为拯救和弘扬中华文明而努 力。

辜鸿铭的翻译有明确的目标受众。与理雅各等西方 传教士不同，辜鸿铭将自己译文的目标受众确定为受过 教育的，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普通英国人。他曾明确 表达过自己心目中的受众群：“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 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孑Ｌ子和他弟子的言 论。，，［印其后，辜鸿铭儒家经典译文的目标受众范围进一 步扩大为欧美人民，这在他《中庸》英译本序言中有明确 的表述。目标受众的确定也就确定了翻译方法的基调。 因此在辜鸿铭儒家经典的英译本中，他尽量去掉那些中 国的专有名称，利用西方人熟悉的思想、人物和事件来诠 释儒学思想。他还引用欧洲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言论对译 文进行注释。在译文表达方式上尽量采用目标受众熟悉 的表达方式，符合英语思维的习惯。所有这些努力都是 为了消除目标受众的陌生感，帮助它们更好地理解儒家 思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林语堂这样评价辜鸿铭英译 儒家经典：“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 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 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它事实上扮演了 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它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 德、席勒、罗金斯、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

有关儒家 书籍的翻译儒家思想在生活中的体现英语，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的了解。＂［７１ ２．一些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开始翻译儒家经典。 韦利（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早年受剑桥大学两位仰慕中 国古代思想的教授迪肯森和摩尔的熏陶，１９１３年又曾在 大英博物馆整理中国敦煌书画、雕刻，后全力投入汉学研 究。除了翻译儒家经典外，还曾翻译过大量唐诗，也曾节 译过《西游记》。但韦利从没到过中国。由于韦利曾从事 过敦煌字画和雕刻的整理，长于语言考据学，因此它的翻 译多从语义考辨、词源学的角度切入。而且韦利所使用 的英语体现出２０世纪初现代英语的特点。例如在翻译 《论语》时韦利多采取近似口语的语体的翻译以期更好地 展现原文语录体的风格，这与韦利将普通欧洲读者确定 为自己译文的目标受众密切相关，韦利更多地考虑到了 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３．译者将儒家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埃兹拉 德（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儒家思想在生活中的体现英语，１８８５—１９７２）是杰出的诗人，意象派诗歌 创始人，同时也是翻译家。在他翻译的作品中，儒家经典 占据重要位置。他曾翻译《大学》（１９２８年）、《中庸》（１９４５ 年）、《论语》（１９５０年）和《诗经》（１９５４年）。庞德的翻译主 观性很强，后人对其疑问争论也颇多。

一些学者认为其 儒学翻译误译过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对儒家经典的创 造性翻译才是庞德的贡献所在。但是，有一点无人能够 否认，那就是在西方一干儒学翻译者中，没有一位想庞德 那样将儒学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展现给西方读者的，这 也为西方读者了解儒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庞德所 著《诗章》被誉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史诗，而《此萨诗章》又 堪称其中翘楚。根据王贵明的统计《比萨诗章》引用《论 语》２１次，《孟子》９次，《中庸》４次，《大学》２次［８］。而这部 作品的创作时间也正是庞德进行儒家经典翻译的时期， 可谓同时进行，所以其《比萨诗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庞德翻译的《论语》一书的首页有两 个书写的汉字“信”和“敬”，并附有庞德的翻译。在其著 作《诗章》中第一个汉字出现在第三十四章的结尾，这就 是“信”，而在《诗章》第八十二章，庞德写了一个大大的 “仁”字来突出自己诗句表达的含义。由于庞德从未到过 中国，也几乎不懂汉语，他的翻译主要依据Ｍａｔｈｅｗ的《汉 英字典》、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Ｐａｕｔｈｉｅｒ的《论语》法译本以及理雅各 《中国经典》来翻译，所以一旦庞德对自己的翻译有疑问 或不确定时，往往会把多种译文同时附上。

不管其对儒 家经典的翻译准确度如何，庞德通过翻译儒家经典，将儒 家思想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就足以使他在儒学翻译史 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近年来英语世界儒家经典翻译异彩纷呈 ２０世纪末期世界范围内儒学的复兴已是有目共睹。 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以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为代表 的一些学者就宣称儒学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将为亚太的经 济增长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基础。这种儒学复兴的一个突 出特征就是一批儒家经典的新译本问世，其中《论语》的 新译本出现最多。在这些新译本中有四部颇具代表性。 它们是安乐哲（Ｒｏｇｅｒ Ｔ．Ａｍｅｓ）和罗思文（Ｈｅｎｒ）ｒ Ｒｏｓｅ— ｍｏｎｔ，Ｊｒ）的《＜论语＞的哲学性诠释》（Ｔ‰Ａ丸ａ￡ｅｃ如Ｄ， Ｃ咖＾ｃｉ“ｓ，Ａ Ｐ＾ｉｚｏｓｏ砷ｉｃ口ｚ Ｔｒ口ｎｓ缸￡幻，２），白牧之（Ｅ． Ｂｒｕｃｅ Ｂｒｏｏｋｓ）和白妙子（Ａ．Ｔａｅｋｏ Ｂｍｏｋｓ）夫妇的《原版 的（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ｎｅ Ｏ“ｇｉ撇Ｚ ＺＰｃｆｓ：Ｓ口ｙｉ雄ｇｓｏ厂ＣＤ７ｚ厂“ｆｉ“ｓ口行ｄ Ｈｉｓ ＦＰＺＺｏｔｕｓ），Ｃｈｉｃｈ— ｕ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的《孔子的＜论语）》（丁钆Ａ凇ＺＰｃ拈ｏ，ｃｏ挖＾一 Ｌｅｙｓ）的《孔子的（论语＞》（ＴｈＰＡ抛Ｚ比如ｏ．厂ＣＤ拄＾ｃｉ“ｓ）。

前两部作品１９９８年出版， 后两部则是１９９７年出版的。不难看出这四部作品都沿 用了理雅各《论语》的英译名称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但是他们又 同时代表了对于孔子理解途径的不同和翻译风格的多样 性。其实，从这几部译著的书名就不难看出译者的传播 意图。作为哲学家的安乐哲和罗思文，他们意图还原孔 子言论的本体地位。译者关注的是孔子言论的内容而不 是孔子本人是谁，他们的翻译也是一种典型的哲学翻译 方法。白氏夫妇希望呈现原汁原味的《论语》，他们的译 本采用了传统的传注的形式。勒斯的翻译则完全不同， 他力图呈现给读者一个能够面向每一位读者讲话的孑Ｌ 子，他的翻译强调《论语》中信息的个性，同时他的译本中 孔子言论又充满了全人类情感的共性。［９１ 由于译者的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不同时代、环境，不 同的传播目的和不同的目标受众群体。从一开始就在他 们脑海里形成了一些预知概念，他们依据自己的审美观 和文化观选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在经济、文化日益全 球化的今天，要从根本上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将其 纳人世界主流文化，进一步加强儒家经典英译工作，进一 步推广儒家思想的跨文化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萨默瓦，理查德波特．跨文化传播［Ｍ］．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２００４．４７． ［２］胡瑞琴．略论西方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研究［Ｊ］．兰台世 界，２００７，（８）下：５０． ［３］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Ｊ］．中国翻译。

２００３，（２）： ３８． ［４］Ｍａｘ Ｍｕｌｌｅｒ．Ｅｄ．ＴｈＰ Ｅ４“［Ｍ］．ｖ０１．Ｘｘｖｉｉｉ．０ｘｆｏｒｄ：ｔｈｅ Ｃ１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８８５．１２． ［５］孔庆茂．辜鸿铭译传［Ｍ］．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７．２０． ［６］黄兴涛编．辜鸿铭文集（下）［Ｍ］．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４６． ［７］王秉钦．２０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Ｍ］．天津：南开大学 出版社儒家思想在生活中的体现英语，２００４．２９． ［８］王贵明．《比萨诗章》中的儒家思想［Ｊ］．国外文学，２００１， （２）：８８． ［９］Ａｌｉｃｅ ｗ．ｃｈｅａｎ ｇ．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Ｖｏｉｃｅ：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ｋｒｅ一 ６２，３２０００，５６３—５８１． （责任编辑：陈青荣） １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