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儒家思想可能不是正统思想？|？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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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并以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两千年来的统治者首选思想，但其是否是后来历朝历代的正统思想？在我看来并不是，至少在目前我认为在元朝，儒家思想虽仍发挥着极为的重要作用，但儒家思想可能不是正统思想。

无论是元太祖铁木真接受丘处机的全真派道教的思想，还是后来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时所接受的藏传佛教思想，在元朝前期帝王的信仰中仿佛无从寻找儒家的身影。直至元灭南宋统一中原之后，儒的地位才在后世帝王的谋划中略有显现。

统一难

儒家向来都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理学兴起后更是干政于理所当然，甚至于“正君心”，以正帝王天人合一之理，由此来实现纲常与百官之正，再至国与天下之平。但是蒙古本北方蛮夷之族，加上成吉思汗很能打，蒙古帝国疆域之广，横跨欧亚，由此思想种类之繁多可想而知，所以蒙古在亚洲其它地方与欧洲并没有就某一种思想进行打压。

而中原大地则不同儒家思想的历史，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并不能骑着马驰骋大山大河，自然，想要统领中原便也异常困难。汉人也一样，自秦汉开始便与匈奴斗争，至隋唐又与突厥争斗，中原大地对边疆的防卫一刻也没有停止。

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大地的财富物资一直是虎视眈眈的，所以蒙古人统中国已经很不容易，守中国更难。

特别是从忽必烈灭南宋后统一中国的官位授任可知，要职分任于贵族王公，多武将，他们中大部分不识汉字甚至不会写字（蒙古没有自己的文字，时用文字皆为畏兀尔人的回鹘式蒙古字）。忽必烈为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扩大自己的实力、势力，而命八思巴创造一种新文字。但即使忽必烈认识到文化（文字）一统对于政治一统的重要性后儒家思想的历史，命八思巴创造出来的八思巴文也未能得到普及，而汉字使用已有千年之久，更不可能受到一种少数民族的新文字的影响。

任人唯利

不能说中华文化完全不受蒙古影响，但中原文化却始终影响着蒙古，从“大元”这一国号来源于《易经》——大哉乾元，便可得知其受浩浩汤汤的中华文化影响至深。更甚者元大都的设计建造虽是刘秉忠集儒释道三教思想所完成，但从其外观上来讲确实为一正统的汉式皇城，首次完成了《周礼》中《考工记》所描述的理想都城构造。

写到这该想，既然元朝国号都取自儒家经典，还不能够说明儒家思想是正统吗？我认为当然不能，忽必烈取其国号是在刘秉忠建议之下所取，刘秉忠是汉人没错，但他更是佛教徒，是“黑衣宰相”，朱熹理学产生之后儒释道三教合一最终完成，毫无疑问对这一位中原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治世思想在他的行为中深有表现，但忽必烈能认识到他身上的“儒”吗？他是佛教徒嘛。

除他以外在忽必烈时期也仍有众多汉人受用，其中不乏姚枢这样早早投奔蒙古的大儒，建立太极书院，并且还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姚枢等创始人离开后，元朝时期书院地位便开始萧条下落，还有董文用、宋子贞这样从内而外散发着儒家气质的官员，也有许谦这样的道士。

可见忽必烈是用了汉人为数还不少，但相比于蒙古人来说不论数量还是职务高低来看都不及其，另外生逢政权更迭之际，而蒙古要统一的是中原地区，因而不得不用汉人，这一点后来的大清王朝也是学到了，但清王朝是更早的融入与中华文化之中，满人虽然也是多为权臣，但是汉人的作用也依然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而后江山初定，按历朝历代的首要做法，在战乱过后总是黄老思想以休养生息，而中期帝国强大之时便以儒治国，后期帝国衰落，法家思想便又兴起。但到蒙古人坐天下之时，做官者多为蒙古人与色目人，人少又有一种统治者的优越感，即使更换官员在要职处也多为蒙古人与色目人，汉人很难得到要职官位，这就变相的等于官位被蒙古人与色目人所垄断；佛道又盛行，元朝大肆兴修佛堂庙宇，僧人的社会地位极高，财产拥有量极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汉人地位并与儒家思想一起向下跌落直至九儒之说。

手段与利益

但在中华文化极大的包容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之中，蒙古人肯定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从忽必烈开始的元朝帝王，或多或少习得儒家文化，真金虽信仰藏传佛教，但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元成宗铁穆尔也表现出了对儒学与儒士的尊重，但他依然重用的是色目人，信仰的依然是藏传佛教；后续多位皇帝大多表示了对儒家的尊崇态度，元仁宗续科举可谓一重大举措，但从各位帝王的信仰，以及其文化政治政策来看，帝王虽部分习得儒家文化，并在无形中运用于治国理政之中，但儒士的地位并无显著提升，而帝王们对喇嘛的偏袒却是得到了以大臣张珪为代表的儒生的抗议；孔庙虽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关注儒家思想的历史wg：儒家思想可能不是正统思想？|？wg，但此时的儒家思想比历朝历代更像是一种政治手段。

这就与各朝代不同时期所采用不同治国思想一样，统治者虽然采用一定的道家思想或者推崇某种宗教文化，但只能作为某一特定时期下的必要文化政策，或者只是统治者个人偏好。

因为在元朝之前完成大一统任务的都是正统汉人，汉人有一种受天生的儒家氛围熏陶的经历；再者时代需求的不同规定了那一时期所必要的思想文化政策，但即使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思想，科举并没有暂停，统治者的儒家思想以总领治国的方式手段并没有改变；最后，中国的王朝始终是君权大于教权，政教始终分离的，统治者可以采用多种思想，但儒家治国平天下既符合君主又符合儒士利益的干政权力是一直未改变的。而元朝统治者已经有藏传佛教作为宗教信仰了，那儒家思想自然就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儒家思想在当时除了对个人的影响外，对社会影响更大，它会干预政治，这既不符合蒙古、色目人的文化素养追求，也不符合其官职的垄断保留利益。

道教虽一样不是所有元朝统治者所信仰的，但成吉思汗信仰过，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作为宗教纯粹给人的灵魂上的超脱，元朝统治者并没有以其中一个思想来治国，而是在多种思想之下的交融中治国，其中佛教是干政最为有效，但统治者信仰它，也就无可厚非了。

主流与非主流

科举制度在元朝时也弊端重重，因而汉儒大多不愿科举，于是此时元曲便大量被创作，相比之前的朝代来看此时的儒家思想更贴近于市民与底层社会。儒家思想被削弱，但依然是社会的最重要主流思想。

与魏晋南北朝不同wg：儒家思想可能不是正统思想？|？wg，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动荡战乱，儒学被削弱，在九品中正制之下，读书人多无官可做，于是佛、道大兴；元朝社会较为稳定，读书人除无科举时期的无官可做之外，到后来科举恢复之后的一种不屑做官的姿态，则可以看出元朝时期儒士的一种“道家”化倾向。

儒虽处江湖之远，但并不妨碍他是社会的主流思想。

蒙古人虽武统了中原地区，但其历史倒退式的执政方式（时代意义上的分封制），以及游牧民族的固有思想，却成为其成为短命王朝统治的致命弱点。

这一时期读书人依然读书习文，在这中间除宋理学中北宋五子邵雍、张载、周敦颐的影响较大之外程朱理学贡献应该更大，朱熹后，儒生不仅有了获得精神与灵魂自由之道，更有一种其他思想所无法达到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的背后应该更有一种中华民族的气节，所以有志有责任感者便科举做官，有气节者便以元曲书画为乐，当然也不乏文天祥这类赢得生前身后名忠烈与民族英雄，可能也会有弃儒从佛从道从商之人。

可见华夏民族文化所形成的气节观与长久持续性，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可以改变更不是元朝几十年可以罔替的。

因此，科举制度在元朝虽可有可无似地存在着，但依然发挥着作用，耶律楚材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这些较早汉化的少数民族官员进谏上疏使部分传统治国理政之道得以实施，但成效甚微。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儒学位低，大元不复

由此，元朝儒学地位低，原因如下：

蒙古人打中原的目的在于统治中原，而统治中原的目的在于中原的地大物博，农耕文明下经济繁荣、物资充沛的资源，换句话说就是物质利益。

其二，藏传佛教的压倒性优势与其他宗教的盛行，藏传佛教在取得忽必烈及蒙古人的信仰后便成为蒙古人的正统思想，后来的宣政院更是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列于四大军政系统，统领全国的佛教事务，而八思巴所属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后来也有多位成为元朝帝师，帝师尚且由佛教僧人担任，那一国的正统思想便定。另有道教、伊斯兰教也盛行。早期蒙古人所征服地的人又被叫做色目人，他们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其中不乏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穆斯林的商业能力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此外道教从成吉思汗以后也在中原内盛行。

其三，蒙古人的意识，即使最上层统治者察觉儒家思想对朝政的重要性，但更多的官员则是打江山出身，并且官位多可世袭，所以想在地主阶级这一阶层重新树立儒家思想文化的学习氛围也显得很困难。

但是，在不断的文化与文明的碰撞之中，少数民族是在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之中的，这些文明的财富是属于双方的，由此所构成的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向前。

参考资料：

《蒙古帝国的兴亡》【日】杉山正明

《国史大纲》钱穆

《元史》宋濂

《南村辍耕录》陶宗仪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