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道家的“出道即巅峰”打懵了

南怀瑾老师：道家的“出道即巅峰”打懵了

历史没有厚此薄彼，最早接受大考的恰恰是道家，只是他们的成绩单不合格，被淘汰了。西汉建立后，改良版的道家被寄予厚望，可它最终还是被汉武帝扔进了垃圾堆，换成了儒家思想。

主张“道法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不折腾、清静无为的道家为何不受待见呢？儒家思想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以至于汉武帝将它“变废为宝”了呢？

以今天我们的视角，百家争鸣最终的成果是“儒法道墨”四大家独领风骚。其实这四大家境遇各不相同，道家和墨家“出道即巅峰”；法家历经二百年修成正果，被誉为唯一“管用”的思想；而儒家则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瓠瓜”，在历史的犄角旮旯蒙尘了三四百年。

我们先说道家最大的一个特点——“简”。

道家的“出道即巅峰”不是因为它的“至繁”，而是“至简”，所以千万别被“道法自然”一棍子打懵了。概括来讲，道家的成功源于两点：一是提供了理想社会的范本，二是提出了至简的行动方案。

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小国寡民，范本就是原始社会。

老子说，在原始社会人们会打仗吗？会有那么多灾害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关系会那么紧张吗？都不会，那时候人们活得很潇洒，饿了伸手摘果子，渴了喝泉水，婚嫁只要对上眼就行，没有彩礼，没有门当户对。

你打了一头野兽不用向头人进贡，种地也不需要向国家纳税，更不需要读书识字、参加公务员考试。

那时人们绝对平等，没人找个理由把你抓起来，关你、打你，甚至杀了你，更没有强制你祖祖辈辈当贱民。

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什么都不要做，顺其自然。

老子说，当今社会为什么这么乱？就是统治者瞎折腾，非要搞什么国家、军队、制度，弄得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行动也不自由了，矛盾冲突也多了。

结果就是，人人争权夺利南怀瑾老师：道家的“出道即巅峰”打懵了，国家政法不断，以至于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药方只有一个——无为，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制度，更不要什么阶级，让人民像大自然一样自由生活，所以矛盾就会烟消云散。

高深不？一点不高深；简单不？至简，人人听得懂；做得到不？太容易了，不做就是做。

所以，道家思想大行其道。

可惜的是，道家思想虽然叫得响，却根本没有可操作性。人们折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过去的理想社会根本回不去了。

老子所描述的理想社会，说白了就是生产力落后阶段的自然模式，那时候人口基数小，对资源的需求低，靠那种原始的组织形态就足以支撑人类的发展了。

一个方圆数百公里的地盘只有数百人、数千人，草地、森林、山泽、鸟兽鱼虾足够养活这些人了，族群之间不需要争夺地盘，也不需要生产协作，小国寡民的模式正合适。

可是随着人口的膨胀，固定范围内的自然产出不足以支撑了，那就只能扩大地盘，于是矛盾就产生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冲突、战争，部落联盟和国家意志开始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才能保证自己的族群不被外来力量所消灭。

基于这个变化，等级分化开始出现，社会治理思想诞生，老子所谓的“瞎折腾”就开始了。

由此可见，折腾并不是“因”，而是“果”，很显然道家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人们在道家思想描绘的理想国里追求了二百年才发现，这玩意不管用唉！

答案就有了，假如道家成为治国理念会怎样？很不怎么样！人类会倒退到原始社会，过茹毛饮血的生活。能实现吗？你说呢？

这就清晰了，不是后人刻意抛弃老子，而是他的道家思想不合时宜，开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它只能蜕变为个人修为的学说，而不能称为指导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

那么，儒家思想呢？

很抱歉，其实儒家跟道家一样，主张的都是“历史倒退论”，墨家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三家的区别在于，墨家主张倒退到“三皇五帝时期”，儒家主张退回到西周早年的“周公礼制社会时期”。

也就是说，都是倒退，这三家吵得面红脖子粗，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

孔子认为，退回到原始社会根本不可行，周公创建的宗法制社会才是最完美的模式儒家学说思想核心在于而道家思想核心在于，走不下去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礼坏乐崩”南怀瑾老师：道家的“出道即巅峰”打懵了，人们的“道德滑坡”了，只要强化教育，这个制度是可以重塑的。

所以，他周游历国儒家学说思想核心在于而道家思想核心在于，四处奔走呼号，高举“仁”的大旗，企图让社会重回正轨。然而，孔子也犯了一个错误，“礼坏乐崩”它也不是“因”，而是“果”儒家学说思想核心在于而道家思想核心在于，即周礼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了，从而导致结构性崩塌。

既然是倒退，那么儒家又是怎么成了治国理念了呢？

答案就两个字——变异！直白一点说就是，成了治国理念的儒家思想与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跟一个人有关——董仲舒，汉武帝时期最伟大的儒学家，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或“董学”。

西汉开国之初，刘邦、吕雉、汉文帝、汉景帝一直采用改良版的道家思想治国——黄老学说，但对这个思想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理念之争一直在悄然进行。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横空出世。

董仲舒在参加“策问”（人才选拔制度之一）时，向汉武帝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阐述了“统治基础”、“政术”、“天人感应”三大问题。

这些理念被总结为“新儒学”的三大核心思想：中央集权、君权神授、大一统。又在这三大思想的指导下，以孔儒为核心，结合百家学说和先秦六艺，炮制出一整套思想学说体系，包括“阴阳五行”、“谶纬学说”、“三纲五常”等等。

抛开晦涩难懂的具体内容，我们直接看本质，其实“新儒学”之所以能打动汉武帝，原因只有一个——它成了皇权的吹鼓手。

思想的功效一是得有人“追捧”，二是得有“疗效”，孔儒之所失败，原因就是它既不受统治者待见，又解决不了问题。

被董仲舒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新儒学则不一样，首先它的三大思想符合了皇权的需求，汉武帝立马龙心大悦，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次新儒学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也切合了帝制社会发展的潮流，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历经三四百年终于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不过请注意，这是一个经过改造了思想，而不是孔儒的原貌。事实上，儒家思想一直在不断完善和改造之中，比如后来的“程朱理学”、“阳明学说”等等。

正是这种没有停息的吐故纳新，才让儒家思想不断发展，也成了中华文明最光辉灿烂的宝贵遗产。它不是任何一个人单凭个人意志的选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