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因明逻辑学，也叫因明逻辑

【每日一题】因明逻辑学，也叫因明逻辑

三、因明：逻辑学，也叫因明逻辑

四、工匠明：技术

五、医方明：古医学

“吠陀文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方文化的结合体文化，直到公元前10世纪，印度婆罗门教诞生。以《吠陀》为经典以《梵书》、《森林书》、《奥义书》诠释，统一整合多元的印度杂系宗教，出现了以“梵”为最高层次的，以“梵天、湿婆、毗湿奴“为具体形态的三大主神。

婆罗门教的形成，也使得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

西方社会第一贵族历来是僧侣，因为只有控制精神者才能控制思想，从而才能控制人群控制社会；而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制度的，是用直接的权利进行控制人身而成为最高控制阶层，这完全是两套不同的制度体系。欧洲体系中最高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

印度社会的等级种姓制度，主要分4大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婆罗门：拥有宗教的控制权

刹帝利：武士阶层，世俗政权统治阶级的组成者

吠舍：掌握经济资源、土地资源、从商资源；形成经济社会的主体

首陀罗：一无所有，大多数是普通农民阶层，他们的主体可能是印度土著人的保留

四大种姓间区分的十分严格，各种姓间禁止通婚，如果发生种姓通婚，所产下的后代就会形成一个更低的等级“贱民”也叫“不可接触者”，他们只能做一般人决不肯做的低贱体力工作。

在婆罗门教或者印度其他宗教中，都会出现灵魂转世、因果报应等之类宗教学说。

印度佛教的建立也是受到了印度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众多影响，但因为婆罗门教有非常严重的等级种姓体系，因此具有极高的社会建设性。婆罗门教兼顾了东方农业文明和西方宗教哲理系统的汇合和强化，所以形成非常稳定性的社会化结构。

由于任何具有建设性和文化压抑性的文化体系，一定需要一个对冲的文化体系对冲缓和，因此当佛教出现在印度时，必将会受到社会的接纳，佛教也在此时产生。

再比如中国的儒家和道教，儒家讲尊卑有序，人分等级，建立有序的社会，因此儒家相较于道教更具有建设性，所以儒家始终是中国的主流国教。对应的就是老庄的道教文化，起到反向的解构作用，缓解因社会分级而带来的压抑性社会文化的作用。道家讲出世，游离到文化社会之外，因此不具有社会建设性，但是对儒家的文化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和儒家尊卑有序的压制性的文化的对冲作用。

反观印度婆罗门教，社会等级划分更严格，因此社会的压抑性极高，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对冲解构文化体系，而且只有具有宗教属性的体系才能有相应的对抗力量，这个体系的出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须。佛教在此刻出现，不仅仅应该视为释迦牟尼的建设，也是印度社会文化体系的必然导出。

所以佛教和婆罗门教处处存在文化对抗的涉及，比如佛教的“众生平等”完全颠覆婆罗门教的婆罗门种姓至上。

对于佛教的建设性来说，是缺失的，所以佛教很难成为主流国教文化体系。佛教在印度公元前6世纪兴起，到公元后4世纪逐步衰落，中间一度超过婆罗门教成为印度的主流教派，后期婆罗门教再次复兴，公元8-12世纪佛教在印度完全消失。今天印度的“印度教”也是以婆罗门教为主体，其他教派为补充的教派。

佛教仅仅在印度大兴过一段时间，而这个周期的大兴也是有时代原因的。佛教在刚开始建立时其实是很狼狈的，可以想象当时处处遭受婆罗门教的排挤，所以当时的佛教仅限于在印度北部发展。佛陀圆寂200多年后，印度进入孔雀王朝时期，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出身是“首陀罗”种姓，所以对婆罗门教相当抵触，但是遇到佛教后大感兴趣。阿育王在统一印度时是以铁血的方式统一印度的，所以也是用这种方式短暂的在印度大力推行了一段时间佛教。这也是佛教在印度大兴了一段时期的主要原因。佛教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实说的就是阿育王。

二：佛教是因何契机传入中国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方式，史料的说法十分混乱。主流观点是，汉王朝开通的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为佛教的传入打下了基础。而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国南方的佛教有很大的可能是经由海路独立传入的。

经历史记录推断，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西汉末年，即公元元年左右就有了外来佛教在民间流传。而佛教得到官方关注和认可的时间，则要等到东汉了。当时有一则传说：

公元64年，东汉明帝刘庄(汉明帝是东汉的第二位皇帝，刘秀第四子。)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刘庄正要开口问，那金人又呼的一声腾起凌空，一直向西方飞去。

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他们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并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于是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四十二章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接待，并于公元68年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的经过，取名“白马寺”（白马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庙）。

汉明帝以后，佛教在中国传播开来。陆续发展传播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大乘佛教)、藏传佛教(金刚乘佛教)和云南傣族等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

三：佛教传入中国前中国的主流思想

佛教传入中国，经由汉末至宋朝，起初都是以佛经翻译传播为主，佛教大藏中五六千卷之经典都是这个时间段的产物。尤其在六朝与唐朝之间，佛教大师辈出，尤其以玄奘大师前往印度求取诸多重要佛经进行翻译传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所以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思想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是极深的，但是佛教始终没有参与中国的政局的治乱，倒是儒道两家多年来一直参与在中国的政局治乱中，佛教一直处在旁观的位置，只向本位中宣传而已。在中国文化的思想学术、民俗风情上，也起到了深刻的补偏救弊的作用。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国家。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允许任何其他力量与它抗衡。

两汉时期，是儒家独尊的时期，儒家文化盛行，也是当时中国的国教。而初传入中国时的佛教影响力其实并不大，前期阶段主要是以翻译几部佛教经典传播为主。

当时的中国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社会的基础。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并为维护这一基础服务的。

儒家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纲常名教，成为中国社会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真正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对“君”的“忠”与对“亲”的“孝”。

这样的文化环境同时也规定与制约了佛教发展的空间。中国佛教后来建立起将本派学说传承与寺院财产继承相结合的法嗣制度，从而形成中国佛教的宗派，这实际就是世俗社会宗法制。

四：佛教因何原因可在中国生根发芽

佛教可传入中国以及能在中国生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兼容性的文化以及大一统的思想。首先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分分合合，整体的思想目标都是中华大一统；同时在政权分裂割据和再统一的轮回中，也是源源不断的有各族的文化不断交融，因此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就有融合性极强的基因。

另外说到佛教在中国的盛兴，不得不提的就是唐朝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一直以儒道两家文化为主流的文化体系中，佛教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也是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说到唐朝时期佛教文化的盛兴，不得不先分析一下唐朝政权统治阶级的组成。唐朝的建立不完全是一个汉民族的政权朝代，宋唐创立人是从南北朝中的北朝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大都是胡人血统，比如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身上有3/4的血统应该是鲜卑族血统。

所以唐朝统治阶级的主体，汉人只占部分，所以没有遵奉儒家学派的“华夷之辨”，其中的“夷”就是指汉族之外的其他蛮夷族人，把这两者是做了完全的区分。所以到唐朝，儒家的这些思想就被完全的打破了，也是这个原因，在唐朝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国教不是儒家，而是道教。

所以唐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极为开放的文化氛围，对任何的文化都是欢迎和包容的，这也是大唐盛世建立的文化荣耀以及中国历史上文化鼎盛时代的一个原因。

所以唐朝时期道家思想的特点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大量的外族人、外族文化、外族宗教纷纷进入中土。比如佛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可是奇怪的是，除了佛教外的其他宗教都在中国又逐渐退出，甚至对于例如基督教来说，很多人会认为是明末清初的时期传入的中国，伊斯兰教也被边缘化在西域，唯有佛教突入中国，而且和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深度融合，流传至今。

这其中说明佛教一定具备了两种特质，第一是和本土的思想文化体系产生了互补的作用，第二是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体系不能有太大的冲突。

这里也看一下佛教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体系产生互补的四个方面：

1、佛教的宇宙观和逻辑轮弥补了中国上层思想领域的空缺：先秦哲学主要在关注社会人伦学，几乎没有深入研究自然学和宇宙学的理论【每日一题】因明逻辑学，也叫因明逻辑，唯有老子在《道德经》中有限的讨论了“道论”而更大量的篇幅都在讲“德篇”，所以中国古代文化中在宇宙观领域的认知思想及其缺失。另外中国传统思想理论中从来没有出现逻辑学相关的内容，所以佛教的宏大宇宙观和因明论弥补了中国思想体系的缺失。

2、佛教的人生观和处世论弥补了本土下层人群思想领域的空缺：中国的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在关注人伦社会学问题，可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学说都是以“君子”为核心人群的学说体系，因此在世俗界，在民间，在非君子界，还是会受到以“君子之道”的文化体系的贬低和歧视。而佛教的“众生平等”的人生观和处世论的学说体系使得下层人群得到了较高的尊荣，弥补了中国下层人士的人生观和处世论的空缺。

3、佛教的教规体系，弥补了中国本土国教体系中松散的架构体系：比如儒家，其实中国对儒家的定位是一门宗教，比如常说“三教合一儒释道”，其实是把儒家当作宗教来定位。所以儒家在中国实际上是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儒家是没有任何的教团框架组织，没有仪轨等等。因此宗教组织状态极其涣散，只是慢慢的把宗教体系融入到中国的官僚体系中道家思想的特点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形成了后续的士大夫阶层。但这是一种极为模糊的政教合一的状态。而佛教的传入给中国的教团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模版，这也是后来东汉末期中国产生了唯一本土的宗教体系道教的核心原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道教很多形式和仪轨和佛教极其相似的原因。

4、佛教的压抑、消极及禁欲学说适合以农耕为主的文明社会需求：因为农耕文明不主张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所以中国的农耕文明以及极其严格的血缘压制体系是比较压抑性的文明，主张个性消融。而佛教其实比中国的文化要求的更加压抑、更加的消极、更加禁欲。原因有二，一是农业文明需要压抑和禁欲，因为人口膨胀资源紧张，只有在压抑和禁欲状态才能安宁生存，二是可看出印度农业文明的压抑和禁欲状态远深于中国。所以佛教的这些特质是对中国文化体系的有力补充和深化。

从以上的分析，也可以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深层关系，以及佛教文化为什么能够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

五：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主流思想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对中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佛教进入中国前一直是以儒家为主，佛教思想一开始进入中国时，中国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君臣父子伦理儒家学说，而佛教的华丽复杂的庞大思想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文人的影响可想有多么大的冲击。

两千年前，佛教进入中国，中国粗糙的世界观和以人文为主的伦理文化。而佛教的文化具有宇宙大观、空间大观、时间大观、逻辑缜密。对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产生有力的影响力，一时间对中国文化士大夫快速冲击和渗入了中国的文化体系。

但是一个新来的文化和中国文化肯定是会有冲突的文化，比如佛教出家人需剃度出家，中国又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随意损伤”的思想；佛教讲出家人不可以结婚不可淫邪，而中国文化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不准许教徒跪拜师父，只可跪拜佛陀佛像，而中国文化讲跪拜长者和皇帝，所以和中国文化有着很多的冲突。

而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由于文化体系逻辑的不同，中国古人对很多佛教的理念思想是很难理解的。早期佛教佛经的翻译中，有很多翻译都是以中国体系的文化思想来去理解，比如第一部传入中国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中的翻译“世尊既成道已”，就是以道教修仙的方式来理解佛教。

完全是错误的翻译。包括封面的翻译“转四谛法轮，而证道果”也是使用的道教“道的概念来解释佛教的佛法概念。所以从这些译文中可看出当时的高僧大德文人士大夫都无法完全的理解佛教的思想理念。

而佛教传入中国融入中国，肯定会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佛教的原本教法偏小乘修行法，讲出世。但是中国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偏向积极主张入世，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大乘化。于是在佛教中以出世法做入世事的说法。

佛教传入中国，也是一个逐步弥漫的过程，中国主要是农业文明，而农耕文明需要的压抑、禁欲的文化需求，恰好是佛教的文化优势，与农耕文明的主旨高度契合，对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因此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从上层士大夫到下层农民阶层对佛教的接纳程度都是非常之高。所以在中国佛教历经千年而不衰，而在印度几百年后便已消亡，直到目前佛教文化中留存的佛经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留存。

佛教在印度其实是没有宗派的，佛教在印度只有学派和部派之分没有宗派。印度文化底子是吠陀文化，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对佛教的理解没有中国这么困难。佛教传入中国后产生不同的宗派，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知识体系过于庞大，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得不分派别进行研究，去理解、翻译、传播。所以后面出现理解上的分歧，就像盲人摸象，谁都说不全，导致了中国佛教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是第一原因。第二方面，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大量修建佛寺，大量信众开始把自己的土地和物质奉献给寺院，所以那时期的寺院都大量的物产。

就比如梁武帝非常好佛，极度爱修佛。虽然是皇帝，但是三进三出出家寺庙，而大臣用国库公款把他反复请回来，梁武帝在历史佛教发展史上太出名了。

再说到王安石，晚年信佛，临死前把房产土地全部捐赠给了寺院。所以很多寺院都是有大量的教产的，也是这个原因宗教才更进一步的加固。那大量的土地和人力进入到了寺院，对中国的农业社会也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再加上理念和中国文化的融合也需要很长的时期，所以从南北朝时期到唐朝时期出现过三次灭佛事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

汉、晋、南北、隋、唐“有、空、玄门”之思想：中国哲学之思想，在周朝已颇发达，至战国诸子齐鸣，各倡其说，诚是我国学术史光荣之一页。然汉后则唯有孔、老二家；武帝时则斥百家定儒为一尊；至魏、晋、六朝而道家复兴，盛倡其玄学，而佛教亦于斯时输入。因二者均带有宗教之色彩，且皆在社会中活动，故佛教初入中国时，二者即发生冲突，由冲突而排斥，由排斥而接近，到魏、晋时讲佛学者多取义于老、庄，而讲老、庄者亦多取义于佛经，二家遂生密切之关系。

初儒家本是操政治、教育之事业，与佛教不生关系，但到后来，学佛之份子若梁武帝等，亦上了政治舞台，与儒家亦发生冲突，二家亦由相攻击而达于谅解。所以唐时明通博达之士，皆知儒家为有门，所以提倡伦理，握政权，主教育：佛家为空门，所以使人止恶向善，净意修德，以辅于治安；又以道德经中之“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与“玄之又玄道家思想的特点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众妙之门”之义，而定道家为玄门。以为儒家虽是有为而作，但不得离佛教之空性；此盖以佛家之有、空、非空非有，而成此三家调和思想之根据也。

宋、元、明、清“治世心身”之思想：前者之思想，即是宋、明以后三教调和思想之根据；宋明以后之学者，皆以儒教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以定三教相安之分位。

禅宗与宋、明、儒学及仙道：佛教由隋、唐之隆盛，至唐末而入宋初，则诸宗一落千丈，当时唯有禅宗作佛教之代表，其他各派虽存若亡。

禅宗不唯独称霸于佛教，且能操纵当时之思想界。禅宗乃是重在参究人生根本之原理，使人自己研究，于此求得发明后，方可论学；不但否认古书，且不信古人。故当时中国之学术大受其影响，如周、张、程、朱皆用过佛教禅宗之方法。

如二程往礼周濂溪，周即命参“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又如程子受学，半日读经，半日静坐，且常使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此与佛教禅宗之观“生从何来死往何处”何异？

至于陆象山等，则更进之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朝之王阳明，亦是袭取禅宗之方法，其以“致良知”为根本之提倡，亦与宗门先明了立足点后，再研究学问之用意相同。至于所谓与仙道之影响，亦很值得注意。

宋前之道家，不过是采药、练气而已。至宋朝之后，亦大变其方针，皆言性命双修，而以先静坐修性，灭除妄想，而至寂静为入手；而后用其炼精化气为神之命功。其修性亦袭禅宗而貌似也。

佛学与近今之新思想：至于我国近三四十年思想界之重要份子，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严复、梁启超诸人，皆受佛教极大之影响。

康氏本精于孔学，然能放开孔子门户，盖有取佛之华严经。曾谓“自大之能遍全宇宙，小之能入于微尘”，即是贤首宗大小无碍之义也；阅其大同书可以知之矣。谭氏曾从杨仁山居士研究内典【每日一题】因明逻辑学，也叫因明逻辑，所著之“仁学”，尤多佛学之理想。

章氏不但精于小学，且能明通于诸子，其作述如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等篇，国内学者皆认为空前之著作。其所以能如此对于诸子学整出其条理，盖因为他精于佛学之因明、唯识，用佛家之因明、唯识，作为研究诸子之方法，始能融会贯通故也。至于严氏所译之天演论与穆勒名学等，多是采用佛学之名词，且多附论佛学之思想，所以能执我国译界之牛耳。梁氏所讲之中国文化各种史稿，皆有涉及佛教，尤注意于阿含经、五蕴论、大毗婆沙，诸君若看其近著之中卷，即可以看见其与佛教之关系也。

又如最近之学者胡适之、粱漱溟等，亦都对于佛法深有研究；胡适虽醉心欧化，因为他欲全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中古之哲学又与佛教有关，故他现在正在专心于佛学。不过、因为他是提倡语体文之人，所以他以为语录易读，唯从禅宗研究而已；观其对于清华大学学生所开之国学目录，三分之一皆属佛教之经典，亦可见他对于佛学之注重矣。梁漱溟近来之思想，虽欲从陆、王之理学而沟通于西洋文化，然考其思想之出发处，仍然是由于佛学。其现在对于救国，虽主张用儒教，然其内心之信仰与其生命之归宿，似乎尚在于佛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