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先生：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

汤先生：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

汤先生曾提出“复兴儒学必须有问题意识”：

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全世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都是复兴儒学必须考虑的问题。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汤先生：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对“问题”有提出解决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是有真价值的理论。

汤先生所言问题意识，实际上即是儒学的现代化的问题。儒学在现代的价值就在于要解决当今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汤先生特别强调有“自觉性”的思考，这是指理论的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意识，不是盲目地建构。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同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汤先生则将之明确归纳为“三种矛盾”：

看看目前我们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概括起来可以说存在着三大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说越来越尖锐地威胁着当前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那么儒家思想文化能否为消除这些矛盾，引导人类社会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精神资源呢？

人类社会遇到什么问题是汤先生所谓“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而儒家思想如何化解这些问题则是“问题意识”的另一方面。汤先生对儒学的研究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视阈之下，其语境当中，儒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复兴、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儒学的“现代化”等都具有大致相同的义涵。

汤先生是国内“新轴心时代”说的大力倡导者。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世界范围内的“新轴心时代”的前夜。汤先生指出：

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

在“新轴心时代”，世界上的各大文明都将再一次得到“复兴”的机会。儒家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汤先生满怀信心地认为，“新轴心时代”必定会到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并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积极地发扬自己的传统，当然包括儒学，以期为人类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问题，是汤先生、杜维明先生等都特别关注的问题。用汤先生的话说：

如果我们说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儒学（包括理学与心学等）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是在受到佛道两家的冲击后形成的新儒学，并曾传播到周边国家，发生了重大影响；那么，现代新儒家则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由此可见，在汤先生看来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实质上是儒学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问题。汤先生本人在父亲汤用彤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对佛教传入中国形成的中国化佛教有深刻的体会。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不仅成功地吸收和改造了印度佛教形成中国化的佛教，而且儒家能够吸收佛教思想创立宋明理学，影响后来的中国社会近千年。儒学的“第二期发展”成功地应对了来自印度佛教的挑战。从16世纪即开始的“第三期儒学”是否能够成功地得到发展，现在还没有确定结论。汤先生认为：

但是，这第三期儒学的发展是否能取得应有的突破呢？我认为还要观察一个时期，才能作出结论。因为，就目前情况看，现代新儒学思潮无论在台湾、大陆或其他地区都还没有形成气候，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说：“儒门淡薄”。

当前学术界流行所谓“现代新儒家”第一代至第四代的说法，还有所谓“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等说法。汤先生在1994年的看法是“没有形成气候”。可见，儒学思想的探讨与研究，以及儒学思想的创造性建构，在汤先生当时看来，还是很不够的。

儒学的“现代化”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是采取不同的角度。从中国的立场来看，现代化的问题主要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造成的。现代化有很多方面。比如，语言文字上使用白话文，使用简体字等都是现代化的产物。此外，日常生活等方面还有无穷无尽的现代化的产物。现代与古代在诸多方面已然存在着一种深深的鸿沟。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了更好的现代化，我们曾经人为地中断传统。但是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斩断了文化的根，就会成为生活在本土上的异乡人。汤先生在一次讲演中提到：

我们需要回顾自身文化的发展，找回自身文化的根子，并且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来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根子培育得越好，它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也就越强。

在汤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根是其儒释道文化，而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把这个根子培育好，就存在儒学的现代化问题。根据汤先生的归纳，目前学界以及社会上存在大约四种儒学“现代化”的主张：

（l）儒学现代化就是要使儒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2）儒学现代化就是使它按照西方文化的模式改造；（3）儒学现代化就是把儒学马克思主义化；（4）儒学现代化即是要用它来解决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

这四种主张，汤先生没有展开叙述，也没有具体列出其代表人物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800字，但是汤先生对这四种主张全部都不同意。汤先生认为，如果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理解儒学“现代化”的问题，一方面，儒学不可能现代化，另一方面，即是现代化了，也没有什么好处。汤先生认为：

但是对“儒学现代化”能否做另外的理解，即“儒学现代化”是说对“儒学”做现代的解释。我认为，这样或许是可以的，而且如果可以对儒学做出现代的解释，那么儒学就仍有其现代意义。

对儒学进行现代解释，这是汤先生认为发展与研究儒学的关键。因此，从总体上说，汤先生对儒学研究的关注核心在于儒学的现代化，而儒学要能够在“新轴心时代”复兴，要有“第三期发展”，要能够真正“现代化”，对儒学进行现代的解释是其中的关键。

笔者认为，汤先生正是在研究儒学现代化的视野之下，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对儒学进行现代的解释。汤先生对儒学的现代解释可以概括为：“三个合一”、“三套理论”。

三个合一

2009年，汤先生将自己所写的有关儒学方面的论文编为一部论文集，题为《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后来在编文集时，又在其基础上增补了十几篇文章，作为《汤一介集》第五卷，卷名为“在儒学中寻找智慧”。汤先生对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此一卷当中。该卷收入汤先生在1983年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发言底稿《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其中提出“贯穿整个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意义，一是理想主义，二是人本主义，而这两者优势结合在一起的。”其中在说明人本主义的时候，特别讲了“三个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三个基本命题。虽然指说是中国传统哲学，但所举的例子却都是儒家的。此处两种基本精神，在后来以《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为基础写成的《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扩展为四个基本方面：

儒家哲学凝聚而成并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或许有以下四个方面，即空想的理想主义、实践的道德观念、统一的思维方式、直观的理性主义。

一、空想的理想主义。儒家向往某种理想的社会，并期望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样的理想。汤先生指出：

照儒家看，理想社会就是一种理想，它只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并不一定能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尽管理想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但要不要追求它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

因为这样的理想从没有实现过，所以具有“很大的空想成分”。

二、实践的道德观念。汤先生认为，儒家哲学有人本主义的倾向，但与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不同。他指出：

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过去社会里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

儒家不仅将“人”放在一定关系当中考察，而且从“人”出发来探讨“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强调“天人合一”，即天与人的统一性。

三、统一的思维方式。汤先生认为：

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注重一对概念的统一关系或诸种概念的相互关系。《易经》系统以干、坤（后来以阴、阳）为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而《洪范》则以五行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立论。

这主要指儒家思想具有的和谐与统一的观念。

四、直观的理性主义。汤先生指出：

儒家哲学强调“心”（理性）的作用，自有其可取之处。强调“心”的作用，即强调人的主动性，强调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而人之所以能是宇宙的核心，正在于人有“明德”之心。人的理性又是带有道德性的，宋儒认为“仁”是心之体，可见儒家哲学有道德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是，对于为什么“心”有如此之作用、如此之特性的问题，则很少分析；对“心”的作用的过程（心理活动之过程）更缺乏具体分析，致使儒家哲学成为一种直观的道德理性主义。

如果说对于上述“四种精神”，汤先生是辩证地看待，肯定其作用的同时还指出其局限性的话，那么“三个合一”则完全是从正面来进行肯定，认为是儒学当中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发扬的内容，后来还专门对其中每一个合一进行专门的论述。

汤先生“三个合一”的思考与他对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探索有密切关系。在汤先生看来，真善美三者具有某种恒久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明都在追求真善美。组成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也都在追求真善美。西方对真善美追求的起源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三部著作作为代表，即《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诗学》，分别代表哲学、伦理学、美学。印度以佛教思想为顶峰，佛教主要讲佛法僧三者。对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家哲学，汤先生用“三个合一”来对应，这一点确实是出于汤先生的别出心裁。

一、“天人合一”

汤先生在“三个合一”当中都是用“合一”来说明的，这一点是随顺人们一般的语言习惯。实际上，“合一”在汤先生的语境当中是统一性的意思。在笔者看来，“天人合一”与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梵我合一”是不同的。在婆罗门教看来，作为宇宙实体的“梵”与个体生命“我”是同一的。两者之间的差别是虚幻的。处在生死轮回当中的“我”，可以通过瑜伽等修行，最终达到与“梵”的同一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800字，获得解脱。中国思想家往往将“天人之际”看作是最为根本究竟的哲学问题。虽然历史上也有思想家强调天人的相分，但是在汤先生看来，儒家的主流“大都把论证‘天人合一’或以说明‘天人合一’为第一要务”。汤先生发现，在出土文献郭店楚简《语丛一》中有“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的话，是最早“天人合一”的明确表达。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将天“与人相副”，是“天人合一”的学说，而宋儒的身心性命之学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之上。限于篇幅，这里不详细转述汤先生对“天人合一”的举例与分析。汤先生指出，“天人合一”在当今被人们重视是因为生态危机的问题。西方主流的“天人二分”思想造成了人对大自然的过度破坏，进而危机到人自身的生存。汤先生分析指出“天人合一”作为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

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解决“天人关系”无疑是有其正面的积极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人”以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必须在追求“同于天”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关于汤先生对“天人合一”的分析，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汤先生早期还从中归纳出四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表现了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思想，不多做分析，而是直接的描述，我们可以称它为一种直观的“总体观念”；第二，论证“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是“体用如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是“即体即用”，此可谓为和谐“统一观念”；第三，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没有把“天道”看成僵化的东西，而且认为“天道”也是生动活泼的、生生不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类社会之所以应发展、人们的道德之所以应提高，是因为“人道”应适应“天道”的发展，此可谓为同步的“发展观念”；第四，“天”虽是客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天地之心（核心之心），它要为天地立心，天地如无“人”则无生意、无理性、无道德，此可谓之为道德的“人本观念”。这就是中国儒家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全部内涵。

汤先生所分析的直观的“总体观念”、和谐的“统一观念”、同步的“发展观念”、道德的“人本观念”四个方面，虽然没有特别详细的展开，但却是饶有意味的，体现了汤先生作为哲学家的独立思考精神，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二、“知行合一”

汤先生不从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论角度来分析知行关系，而认为知行在儒家哲学当中主要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因为在儒家哲学当中，认识问题与伦理道德问题是同一问题。汤先生特别注意到，“知行合一”的讲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阳明，汤先生为此进行了分析：

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或者可以说王阳明某些话有“合行于知”的嫌疑，但从道德修养层面上看，强调“知行合一”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的。

由此可见，汤先生所说的“知行合一”是从儒家思想角度出发的，强调的是追求善的道德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性。

三、“情景合一”

“情景合一”是汤先生对王夫之所言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的概括。汤先生高度评价王国维的思想，认为王国维把美学的“情景合一”论与“境界”论联系在一起，将美学理论提升到“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

“三个合一”自身具有某种统一性。汤先生在“论‘情景合一’”一文末尾指出：

中国哲学关于“真”、“善”、“美”之所以可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来表述，这正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以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为目标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800字，而“天人合一”正是中国的一种在“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在汤先生看来，“三个合一”中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都是从“天人合一”中派生出来的。

三大理论

汤先生更从“天人合一”中推演出具体的理论体系来对儒家思想进行建构与归纳，即宇宙人生论、境界修养论、政治教化论三个方面。汤先生在追忆自己一生哲学探索的“我的哲学之路”一文当中，将此“三大理论”称之为“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的探索。

在“论‘内圣外王’”一文的末尾，汤先生说：

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普遍和谐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问题”可以说是它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它的政治教化论。中国传统哲学的这套理论，无疑曾对人类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它作为一不间断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必将对今后人类的文化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汤先生在“我的哲学之路”一文当中对这三大理论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梳理与总结，汤先生分析了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并简述其主要内容，还列举其主要代表性的论文。为避免重复，本文在此不予详述，仅就“我的哲学之路”一文写作之后汤先生形成的一些新思想或者笔者认为的某些重要方面，略分析如下。

一、宇宙人生论——普遍和谐观念

普遍和谐的观念取自儒家思想中的“太和”观念，汤先生认为其中包含四个方面的和谐：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和谐除第一个方面外，其他都关系到人。所以汤先生重点使用后三种和谐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三大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天人合一”的思想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人我合一”的思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更大范围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儒家的“身心合一”的思想解决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汤先生对之有一个总的归纳：

儒家的“合天人”（合者，不相离也汤先生：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同人我”（把“人”都当成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即人与社会的和谐）、“一内外”（使自我身心内外统一和谐，即人自身的和谐），是我们人类社会所应追求的。

二、境界修养论——内在超越问题

受到余英时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的启发，汤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作了四篇相关论文。 “论‘内在超越’”一文是从儒家思想来讨论内在超越问题的。汤先生敏锐地看到《论语》中子贡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话当中，包含有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两个问题。“天道”是超越性的问题，“性”是内在性的问题。此处的内在性是人的本性，是人的内在精神，如“仁”、“神明”等。此处的超越性是宇宙本体，如“天理”、“太极”等。儒家从“天人合一”出发，论证了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性，即内在的超越性，或者超越的内在性。汤先生在此文之最后，指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两个问题：

即能否由此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内圣之学”开出适应现代民主社会要求的“外王之道”来；能否由此以“内在超越”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开出科学的认识论体系来，照我看也许困难很大。

汤先生不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本身能够推演出现代民主政治以及科学认识论体系，认为儒家思想有其优势，但也应当吸收西方的某些长处：

如果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能充分吸收并融合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宗教和哲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法律制度，使中国传统哲学能在一更高的基础上自我完善，也许它才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我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是可以认真讨论的一个问题。

中西哲学思想本身各成体系，如何进行互补，确实是一大难题。目前东西方思想家都从其自身的角度对此一问题进行探索。

三、政治教化论——内圣外王之道

梁启超曾言：“‘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 “内圣外王”虽出《庄子·天下篇》，但后来更多为儒家所阐发。朱熹将《大学》建构为“内圣外王”的代表经典，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成圣，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外王。汤先生质疑古代“内圣外王”理想的现实性，认为：

道德教化与政治法律虽有某种联系，但它们毕竟是维系社会的两套，不能用一套代替另外一套。因此，“王圣”（以有王位而自居为圣人，或别人推尊之为圣人）是不可取的，“圣王”也是做不到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也就不是什么完满的理论。

但汤先生也不是完全否定“内圣外王”的积极意义。汤先生的此种看法基于一种文化立场：

如果要使它对人类文化继续起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全球意识下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存在的缺陷，并充分吸收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长处，使中国文化更加完善。

汤先生受罗素的一个思想的启发很大：

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总的来说，不难看出，汤先生对儒学现代化的思考是立足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之下的。他身上有儒家的情怀，对儒家思想不迷信，但又对儒学思想抱有希望。汤先生从自己的体会出发，探索了儒学的现代意义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议题。汤先生本人特别强调理论探索的自觉性，他不是消极地等待未来，而是坚持未来可由我们自觉创造的理念。汤先生的探索在未来会有多大的影响与价值，只能交由时间来检验，由我们的后人来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