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朋友圈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图)

追星“朋友圈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图)

（漫画/陈彬）

追星大概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平日里在银幕荧屏上活跃的明星，在某一天突然来到你所居住的城市，当有机会见到“活人”时，人们自是心情激动，非亲赴现场见识一下，不足以表现对偶像的崇拜，哪怕只是远远地瞄了一眼他或她的背影，也会成为日后的谈资，这就是当下明星歌星演唱会或见面会火爆的原因吧。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明星们纷纷走直播带货的路子解读儒家思想，而平台之所以愿意花费不菲的价格聘请他们，也正是利用受众的这种追星效应来聚拢人气，至于所带之货的真假、品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与明星面对面才是硬道理。

在学界也有追星的情形，只是与影视圈儿的追星相比，规模、声势都要小一些，也更含蓄、低调一些。譬如当某个国外的学界大咖来访，就颇能引起学术圈儿的轰动，若有机会和大咖来个亲密接触，合影留念是少不了的，若干年后拿出照片来晒一晒，权当是个自己在学界地位的证明。当然这都是不入流的小人物们的小心思。至于那些本就是学术大师或学界名流的人，他们与国外学者或名家的合影，则正可说明其“朋友圈儿”的品质，由此还会在学术史上传为佳话。比如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美国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们的访华就曾引发一连串的轰动效应，许多大学邀请他们去开讲座、作报告，到地方上考察，与师生们座谈，等等，自由研讨的风气，在学术思想界极一时之盛。他们当时留下的那些影像，也使我们有幸一睹彼时人文社科学界之风云人物。比如，当我们在网络上搜索与泰戈尔访华有关的图片，一定会同时看到徐志摩、林徽因、张君劢、郑振铎等这些当时中国学界的名宿，会发现当时的学术明星们，也会因了各种缘由而聚集在“巨星”的身边，仿佛追星族一般。

与通常影视追星的浮华不同，学界在“星聚”的喧嚣过后，留影之外，则会给后学留下许多值得追忆或进一步思考的话题。就拿泰戈尔来说吧，我们或许对他和徐志摩、林徽因的合影更感兴趣追星“朋友圈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图)，甚至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读其时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关系，然而，在一些没有被人们捕捉到的会晤中，沉淀下来的话题却值得人们一再谈起。比方说，在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行中，就曾与梁漱溟先生有过一次无人关注的交流，时间似乎比较短暂，但却绝对是大师级别的对谈。

梁漱溟先生的儒者品格，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即已养成。他在一篇谈《道德为人生艺术》的文章中，忆起与泰戈尔的一段谈话。从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先生并不是那种爱凑热闹的人，“在民国十三年时，泰戈尔先生到中国来，许多朋友要我与他谈话，我本也有话想同他谈，但因访他的人太多，所以未去。待他将离开北平时，徐志摩先生约我去谈，并为我们作翻译。”梁先生去的时候，泰戈尔正在和杨丙辰先生谈论宗教问题，杨先生认为儒家为宗教，而泰戈尔则说不是。当徐志摩为泰戈尔介绍说梁漱溟是“孔子之徒”时，泰戈尔表示他很愿意听梁先生讲一讲儒家的道理。

梁先生赞同泰戈尔的孔子儒家不是宗教的观点，但却不同意其所依据的道理。在泰戈尔看来，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的，所以能够影响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宗教，其根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它的影响也就更大，空间上传播的很广，时间上亦会传得很久远。但儒家却不是这样，因为“孔子在人伦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解读儒家思想，朋友应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等，好像一部法典，规定的很完全。”然而这些妥当的、四平八稳的规定，却不免离生命有些远，“要照顾到各方，要得乎其中；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基于此，泰戈尔判定儒家不算宗教，但又很奇怪“儒家为什么能在人类社会上与其他各大宗教有同样长久伟大的势力！”

梁漱溟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儒家确实不是宗教，但孔子所讲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中，伦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面向而已。孔子在《论语》中的“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层一层的内容，说的都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对弟子颜回“不迁怒，不二过”的称赞，也都是说其个人本身的事情。无论自己为学还是教人，孔子都将着重点放在自己身上，而无关乎伦理纲常这些外面的“粗”的东西。另外，孔子也并不要求人们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因为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所谓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而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狂狷的可取之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其实追星“朋友圈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图)，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就是那些“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家称他是好人”的人。孟子对此的解释最明白，“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也。”在外面表现得很妥当，内里却缺乏真的人，还不如狂狷之士的好。这才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经梁先生的一番解释之后，泰戈尔很高兴，“我长这么大没有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听梁先生的话，心里才明白。”

其实解读儒家思想，看了梁先生对儒家“真精神”的解读，不惟泰戈尔先生高兴，作为读者，我们又何尝没有茅塞顿开之慨呢！说起传统文化与儒家的道德，人们总是将其与中规中矩、拘谨、守规矩等联系在一起，殊不知那正是孔子所反对的乡愿，是“德之贼”呢！梁先生藉此加以解释，认为道德是生命的和谐，是“生命和谐中趣味最深最永”的部分，因为“德者得也”，是有得于己，有以自得，无待于外面的其他条件。人生要过得有趣味，没有趣味，人就活不下去，“活且活不下去，况讲到道德乎？”所以“道德是生命的精彩，生命发光的地方，生命动人的地方，让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

当我们如梁先生这般来理解道德的时候，道德就不再是硬邦邦的“说教”，不再是“表演”给世人看的伪善，而是根于我心并深得我心的和谐、趣味与善意。如此过下去的人生，才是精彩的，动人的，也才是人人可欲可求的。

梁漱溟先生没有跟风去追泰戈尔这颗星，而是在顺其自然情势下与“巨星”的相遇，继而成就了这番有关儒家道德观的讨论，本身也是一段本真、有得、有趣的佳话。在梁漱溟先生的心中，或许比留下一张合影更有价值吧。

（本文发表在北京青年报2020年12月12日第二版“青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