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远的根源是尧舜禹，逆之则凶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远的根源是尧舜禹，逆之则凶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远的根源是尧舜禹，近的根源是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传统。“孔子传周公之道”是先秦、秦汉时期人的共识。隋唐之际的大儒王通特别推崇“周孔之道”，《中说·王道篇》云：“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作为教师，孔子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向青年学生解释古代的文化遗产”，因而，主要教材是他整理的古代典籍，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

仁

王阳明曾说：“孔孟之学，惟务求仁。”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对“仁”进行系统性阐释的是孔子。问仁，孔子曰“爱人”；又说“唯仁者，能爱人”。这是孔子阐述“仁”的总基调。《论语》二十篇紧紧围绕“仁”而展开，“仁”字在书中共有109处。仁的本质在于协调自己和社会两者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平衡，此即“克己复礼”，克制自己个体的私欲，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的规范。

礼作为一定规范，使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超拔出来，把人类血缘群体的杂乱关系转变成为有秩序的伦理关系，它标志着“人类意识”的觉醒形成。后世的各家各派几乎一致公认“仁”是孔子哲学思想体系的实质与核心，就是因为“仁”确是一个新创造，是新时代精神对以礼为代表的旧时代内容的变革。

仁的其中之一个重要含义是一种当人面对同胞或宇宙万物处于苦难、不幸情境时，自然从心中流出的一种恻隐之心，不安、不忍之心。仁在根本上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与万物为一体’‘浑然与万物同体’。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孔子把“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归仁”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道德追求，是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最高的人生境界。“仁”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苦乐相关，仁是心之德性儒家思想的含义是什么，是爱的情感的根源。仁的实质是爱，其基本含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不仅仅是行为意义上的德行，爱是一个诉诸心理的情感，所以“爱人”是德行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德性。

礼

孔子追求一种符合道义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里，君子与百姓皆以礼为行为准绳，自我约束，不去谋求那些违背了礼的现实利益。礼的文化意义，大概包含了三个部分：

一，礼是个人的精神修养、行为规范、做事准则；

二，礼是和谐有序的社会结构，它既可以体现为家庭结构，也可以体现为社会结构；

三，礼是推动实现社会整合的工具和纽带。

符合天理，符合人性，也符合人情的行为方式，就是礼。以礼而行，就会避免偏执、极端，进而达到适中、适度。孔子认为“过犹不及”，强调不偏执、不走极端，要人们为人处世应把握好分寸，做到适中、适度，做到恰到好处。但是，如何做到适中？在孔子看来，首要的是应有一个既定标准或目标，而这个标准或既定目标就是体现人们内在道德原则的“礼”。

生活在关系中的人，始终与自由和责任问题相伴。所谓“礼”，是以节制自我、对他人尽到社会义务的“谦让”为本质的。“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身立道”，这是孔子在《中庸》里讲的，就是说“仁”是一个手段，那么要修道，要通过“仁”这个手段才能够达到“修道”这个目标。

礼是一个关乎人情的存在。人情大体分为好、恶两端。好恶之情与礼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礼达情，即通过礼来抒发人的情感；二是以礼节情，即通过礼来节制情感的放纵无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是实现“仁”要由“礼”。“仁”是追求的崇高目标，“礼”是实现“仁”的途径。一个追求崇高的人，必然要“克己复礼”。“克己复礼”的过程，就是“仁”的建构过程。

儒学认为人的欲望需要“克”，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追求人格的至善至美。盖未“克”之前的“我”为“本我”，是本能的“真”；“克”则是理性的“自我”，趋于“善”；既“克”之后，超越了“自我”，臻于至境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远的根源是尧舜禹，逆之则凶，是为“美”。“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是使自己的行为与规范相合。当个人超越了物质欲望对自身的束缚，使行为自觉合乎于礼制规范，便达成了仁，或者说便进入了仁的境界。

“欲”是事实的“真”，“克己”是追求“善”，追求“美”。“克己复礼”就是使“真”的自己变得“善”，变得“美”起来。“克己复礼”是抑制人性的缺憾，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建立起美好的人格。“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善”和“美”的，但“善”和“美”的东西首先必须是“真”的。没有“真”的“善”是伪善，失去“真”的“美”是虚美。

“礼”是秩序，贵在“和”。大事小事都由礼节之，社会和谐有序，这是一种美好的境界。礼主敬，“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上》），故能“和”。但为和而和，丧失原则，同流合污，也是不可行的，必须“以礼节之”。礼贵和，但是不能因“和”而害“礼”。

《礼记·中庸》解释为“义者，宜也”，即“义”是人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其所考量的是行为的正当性。“义者宜也”，适宜做的事情就去做。实行的时候应该按礼节来进行，即“礼以行之”。同时要注意以谦逊的方式和态进行言语表达，即“孙以出之”。最后是“信以成之”，以诚信的态度来完成目标。

“义”是情感与理性的交融，是理性规范对意志、情感的渗透与制约。“义”要求对情境的适宜性。“循理而行宜”要求行为不仅正当，还必须合宜。在各种复杂的现实语境中，每个人都需要做出适合自己的判断。在各种不同的“义”背后必须要有一个终极的理念或根本精神，此即“道”或“理”。

君子

孔子指出人的个性差异是后天作用的结果，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影响力，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孔子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士”、“君子”，以完善人格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孔子主张教育的基本功能，并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授，而更核心的任务乃是完整人格的熏陶与造就，使一个人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

所谓修身、正心，便是成己，使自己成为有道德人格之人，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儒家的成己是指主体内在美德的养育和修成，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完善自我的美德，最终实现个人的至善存在。

所谓“道”毕竟是抽象的，要真正体现“道”的精神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远的根源是尧舜禹，逆之则凶，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德行来呈示，于是，孔子逻辑地推导出，在“志于道”的基础上，教育应该“据于德”。在孔子看来，在“德”的各种要素中儒家思想的含义是什么，“仁”处于核心的地位，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德”的本质属性的最直观也最具体的反映。

好知才会有兴趣，才会自觉追求，而乐之者则以这种追求为满足、为快乐。孔子发现与礼经常混而难分的诗、乐等艺术，具有陶冶人的性情，使人乐于为仁的作用。孔子于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人们“游于艺”，亦即泛历各种艺事。只有文质兼备，内外并修，才称得上君子。

“成于乐”，意味着人格的最后完成、最终完善，是依靠乐、依靠艺术来实现的。现代教育理论强调“教”，但因此却忽视了“养”。“教”是教人以知识与技能，使人懂得外在的行为规范；“养”则是培养人的内在精神，使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推己及人”是孔子倡导的一种极其重要的伦理认知方式。道德首先是用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只有先做到“正己”，才能够实现“正人”，“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儒家思想的含义是什么，“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身教”重于“言传”是孔子德治思想中伦理表率的逻辑起点，也是孔子德治思想伦理逻辑的原点。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认为“言”必须有“行”支撑才有说服力，缺乏作为伦理表率的“行”，言教即沦为空谈，因此“身教”重于“言传”。

工夫是使个体的身心产生明显的转化的某种方式和手段。孔子的工夫论，一言以蔽之就是“践仁”。人若没有“仁”，则不成其为人。儒家是一门生活、生命的学问，具体而微，亲亲而后仁民，仁民而后爱物，由近而远，由亲而疏，达到万物一体的理想。

孔子把修身致道分为三种境界、五个层次。三种境界是：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自由境界。五个层次是：小人层次、士人层次、君子层次、仁者层次和圣人层次。

君子是行仁的第三个层次，和士人不同的是不再以功利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做每件事都按照道德的标准，且有符合仁德的事情他们才愿意去做。仁者是行仁的第四个层次，在精神境界上已经进入了自由境界。孔子把那些既能修养仁德，又能广泛施惠于民，为民众造福的人称为圣人，能够成为圣人，也就达到了行仁的最高层次。

子贡以为“仁”应具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品性，但是，孔子却认为广泛地施恩于人民并能周济大众的能力已经超越了仁者的界限，完全可以成为圣人的典范了。圣人已经超越个体道德修养的基本目标，而升华为参与社会治理、为天下苍生求福祉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