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一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南怀瑾

南怀瑾老师：一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南怀瑾

一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

南怀瑾 二〇〇二年初于香江

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在本质上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师儒之道的由来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然后，是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于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从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的分歧与衍变

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是，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是，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但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南怀瑾老师：一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南怀瑾，“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则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明清活跃的儒家思想优质课件，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五〇九—四六八年）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个时期也就是后世认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荀卿）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在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是，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我们如果能在前后《汉书》中，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到了魏晋时期南怀瑾老师：一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南怀瑾，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见解的异同，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厌旧；而北方的学者却守旧而疑新，甚之，还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多伪。在此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互相掺杂的开放思想，学问主流从儒学的六艺转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在此时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既有雄浑潇洒的豪气，亦不乏风流倜傥的韵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关于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大多厌倦时势，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宋明理学的兴起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似宋朝如此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他们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后世的师儒名教从此专守程朱章注，认为即是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了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借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祐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哄，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等国，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更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儒学承先启后，应是受到南宋末期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脱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二者的藩篱。明代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而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亡国。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做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地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似此两非两是的案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沈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继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互为师友，尊重周、孔经义，袭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梨洲）、王夫之（船山）、李颙（二曲）、顾炎武（亭林）等辈，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影响清朝二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明清活跃的儒家思想优质课件，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二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其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但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笼络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重译《般若心经》，雍正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亲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词章文艺；虽然如此，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

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词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在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如龚自珍（定盦）、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侪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同治以后，文运再变，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涤生）便是其中翘楚，他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述而不作，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明清活跃的儒家思想优质课件，乃其余事而已。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蒙，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虽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舍此是非不论，即以康有为掺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却对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这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精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瓖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原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常于广众中言自由、平等、权利诸说，要皆未尝无利，倘无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无中国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不能弭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在八十余年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几乎淹没了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多情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已无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可谓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之精神、待时而兴之志向，诚可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