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建立之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奉行黄老哲学

汉王朝建立之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奉行黄老哲学

公元前年，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王朝。汉王朝建立之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实施与民休息的政策，奉行黄老哲学。汉高祖下令减轻田租，规定十五税一。到文帝减至三十税一。徭役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宫室修建减少，刑法律令也比较宽松。其典型者如曹参，“参为汉相国，清净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可见黄老哲学促进了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

汉初与民休息政策和黄老哲学的实施，使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因此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虽然经济和政治都有所发展和繁荣，但同时新的矛盾和新的危机也在不断滋生。汉武帝即位，先后发兵平定了境内的南越王与东越王的叛乱，又亲自领兵北征匈奴。强盛的汉王朝通西域、击南越、征西宪、击东越、征朝鲜，都大获成功。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點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因此这一时期在政治、外交和思想上都达到空前的统一和繁荣时期。宣帝时，汉王朝又出兵十五余万骑，痛击匈奴，大获全胜，边境日趋安定。

西汉末年，国力衰微。元帝以后，土地兼并更加激烈，豪强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腐化，人民生活却饥寒交迫。成帝时，路上饿死者达几百万人之多，西汉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王莽趁机篡汉，为了解决政治危机，王莽实行复古改制，结果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道家思想产生的背景，爆发了緑林、赤眉等农民起义，起义随推翻王莽政权，但胜利成果落到刘秀为首的豪强地主手中。

公元前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东汉统治者依靠的是豪强地主。封建皇帝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他们依仗势力强取豪夺，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广大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同时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上宗教迷信、谶炜之风盛行，出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表现为经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谶缂迷信和反谶讳迷信的斗争。

汉代神话的生存和发展根植于汉代社会生活，更离不开汉代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从汉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为切入点和出发点来研究神话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汉代主流文化思想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佛教在汉代思想领域里影响还比较少，虽然

佛教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汉人对佛教的接纳与吸收还需要时间。比较特殊的是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影响深广。顾颜刚先生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英时先生在谈到汉代的思想时也说：“阴阳五行的观念则尤其如水银湾地，无所不在……不过阴阳五行说所提供的主要是一个宇宙的间架：儒、道、法三家虽都釆用其间架，基本上却并未改变它们关于文化、政治、社会的理论内容。”阴阳五行思想成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思想工具，它依附于儒家和道家思想而存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

在这两大思想流派中能对汉代神话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神权政治思想和道家的神仙方术思想。

天人感应思想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他的内部有着神学的内容。同时也存在神学与非神论的矛盾。

以灾异谴告形式出现的天人感应，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中明确表达这种观点：“天地之物汉王朝建立之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奉行黄老哲学，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遁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秧咎乃至。”

从这段文字看，“天”不仅有意志、有感情、而且全知全能，有主宰一切自然变化和人世祸福凶吉的权威和能力。董仲舒认为天和人相互感应的基础是天人同类。人的道德品质和形体是与天同类的，但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不是“天命”决定的。董仲舒在形式上虽然沿袭了孔子的天命论，但实际上摒弃孔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认为人只要按照天意（实际是他所说的客观规律）办事，就可以获得最好的结果。形式上好像是天意决定的，但实质上是人的行为通过“感应”来决定的，这就把天的力量大大缩小了，而把人的“感应”，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所以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中，我们更多看到了对人的力量、作用、地位的重视和强调，是对人的“参天”的智慧的极大认可。

天人感应的神学的特点是天具有自由意志并能以对人的赏罚来体现这种意志。虽然这种思想有些荒诞，应该说董仲舒的“灾异谴告”思想是符合当时统治阶级造神运动的要求。同时董仲舒对人的力量的肯定，也反映出当时地主阶级积极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统治阶级建功立业的心态。

神权政治。一方面董仲舒以“天志”和“人副天数”为理论依据，论证了封建秩序、儒家的施政方针以及伦理道德的神圣性。

董仲舒认为天既然有天地阴阳之分，那么人类社会就应该有上下尊卑之别。他特别强调君主制的神圣性。认为“天子”是名副其实的皇天之子。

人类社会的君臣、父子和夫妇汉王朝建立之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奉行黄老哲学，相当于天的阴阳。君为阳道家思想产生的背景，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由于天注重阳，阴只处于阳的辅助地位，所以臣、子、妻应该服从于君、父、夫。

天的根本德行是仁，那么人也应该顺应天，效法天来行仁义。人应该效法天地、阴阳、五行的关系，做一个忠臣、孝子和礼义之士。董仲舒就这样用荒谬的神学方法论证了封建秩序及伦理道德。

因此，在汉代神话中出现的帝王感生神话、受命符瑞神话特别突出，在《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帝王感生和受命符瑞神话，这些将在本论文第二章中有详细归纳、分析和整理。这或许就是汉代文人对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和神权政治的接纳、吸收和利用：在汉代神话中通过帝王感生神话、受命符瑞神话表现出来。

神仙方术思想。不死思想最早萌芽于春秋时代。秦统一后，神仙方术兴盛起来。秦始皇喜欢求仙求神，还自称真人，不称朕，并且封禅泰山以乞神佑。到汉代神仙方术空前发达。西汉早中期，长生不死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和追求。汉武帝一生喜欢鬼神，求神拜仙，希望长生不老。

《史记孝武本纪》曰：“上遂东巡海上……令言海中神仙者数千人求蓬莱仙人。”

他还建立了许多宫殿，走进这些宫殿就像进入仙境，比较著名的例如：甘泉宫、通天台等。另外汉武帝又耗资在各地建造无数的楼馆，这些楼馆座座高高食立，直接云霄，以祈求仙人的降临。此后，宣帝派专人重新修定武帝故事，元帝“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因此在汉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倡导之下，长生不老观念深入人心。

西汉元帝时，出现了早期民间道教的活动，到西汉哀帝时，民间道教更加壮大。他们多为民间传播灾难降临的预言、进行歌舞祭祀等，到东汉中期有各种各样的道派和道术，例如有太平道、天师道和五斗米道等民间组织出现。他们的意图都是旨在借助神力，帮助人们驱除疾病、延长生命。

汉代神话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神仙的故事，汉代神话的仙话化也就成为了汉代神话的一大特色也是汉代神话发展的一种趋势。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论述将在汉代神话的特点一章展开。

西汉哀、平之际，谶讳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这是汉代思想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西汉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西汉末年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谶讳利用神话，把神话当做图谶说经的工具和材料，谶讳和神话结合，出现了谶讳神学，

其一，谶讳中的政治神话是汉代神话的突出特点，谶玮中的政治神话的主要题材是帝王感生、受命符瑞两类神话，这两类神话都善于通过神化帝王而达到政治功利目的。

其二，谶讳神学为神话有关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瑰丽的意象和想象的空间。南朝评论家刘總在《文心雕龙正玮》中十分肯定谶炜神学中的积极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正面影响：

“若乃羲农轩皐之源，山读钟律之要，白鱼赤鸟之符，黄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艘，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谶讳神学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独特而鲜活的题料。因而它对于发展和培育神话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浪漫主义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汉代的思想文化为汉代神话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丰盛的土壤。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道家思想的熏陶下道家思想产生的背景，谶炜神学的這染中汉代神话才拥有了自身独特的神话题材和神话内容以及神话特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