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中的璀璨时期，儒学主流地位的现实合理性

中国思想史中的璀璨时期，儒学主流地位的现实合理性

说到中国思想史中的璀璨时期，人们必然会说“百家争鸣”和“魏晋风度”，特别是“魏晋风度”，由于一些名士们经常以清谈为业，饮酒服药，无视礼法，自由散漫，更是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人对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推崇备至，把“自由烂漫”、“洒脱豪放”、“美的觉醒”等等诸多赞扬附在这标签之下，给文学界以及史学界带来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材料来源。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

学者大谈“魏晋风度”的理论基础一般都是这一时期儒学衰微，老庄玄学已经取代儒学而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以及这一时期礼法的松弛云云。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对从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风气、文学思想发展等各个方面进行考证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论调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儒学一直都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与其说是“玄学”，还不如说成“玄学化后的儒学”，以下试论之：

儒学主流地位的现实合理性

大家都说魏晋时期玄学成风，礼教失灵，可是忽略了一个一个基本的常识：魏晋时期是世族门第社会，权力阶层都是世家大族，他们最讲究礼法，没有礼法，他们拿什么约束族人，维持秩序，而他们掌权后又怎么会允许儒家礼教衰落呢？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看玄学发展与士族掌权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儒学确立其主流地位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自那以后，儒学就成为了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汉末天下大乱，连年征战，谁也顾不上讲仁义了，儒学所讲的德行，礼乐确实有衰微的迹象。

抛弃儒学，曹魏首当其冲。建安时期，中原大地的实际统治者曹操就十分地蔑视礼法，他选拔人才“唯才是举”，而不管他以前有没有什么道德污点，不管他是否“不仁不孝”，只要有实用价值，他都会叫过来加以任用。这种不考察人的品行的用人方式在儒家看来是极其不可取的，不过也难怪，曹操出身官宦家庭，属寒门下族，与儒学关系浅薄，自然不会在儒家思想 指引下做事情。

正是因为曹魏政权对儒学的蔑视才给了玄学生长的土壤，这一时期，玄学由何晏及王弼首倡，《晋书·王衍传》记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亦云:“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关于这一点，学界早有共识，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说的是，由他们倡导起来的玄学风气在曹魏末期刚刚达到成熟就恰逢司马氏掌权。司马家族历代为官，司马懿的高祖父钧是安帝时的征西大将军，曾祖父是豫章太守，祖父是颍川太守，父亲是京兆尹，当时的司马氏可谓士族的首领，名副其实的世家大族。再加上他们获得了统治权，肯定要消灭掉这些有破坏礼法倾向的所谓“玄学家”。果然，何晏在齐王嘉平元年被司马懿所杀，嵇康也在景元三年被司马昭所杀。

可以说随着西晋的统一，真正的玄学已经不成气候了，至于西晋以后的玄学中国思想史中的璀璨时期，儒学主流地位的现实合理性，我们留待后论。总的来说，有士族掌控政权，他们就不可能让儒学衰微，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就是当时儒学能够维持主流地位的现实基础。

儒学主流地位的时代表现—“越名教，任自然”

魏晋时期最具知名度的名士应该是以“阮籍、嵇康”为主的竹林派玄学家，说起他们的不拘礼法和纵心谈玄，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嵇康所说的“越名教任自然”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然后大加赞扬，看，他们是多么地自由，打破礼教的藩篱而获得了自由。其实，这样理解他们的思想，应该大多是出于无知。

试看这句话的原文：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所说的“越名教任自然”的前提是没有对名位，德名的“矜尚”，目的是“大道无违”、“是非无措”，那他所说的不违之道又是什么呢？且看他的其他言论：

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仁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倪然无措,而事与是也。

言无苟讳,而行无苟隐。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忠咸明天子,而信笃乎万民。

这两段话的大概意思也就是君子如果内心有仁心，能够不显摆夸耀，就算不去刻意追求贤明和善良也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最终也能做到忠于君上，取信于民。看到这我们算是明白了，原来嵇康表面上追求的不在意名教的最终目的还是达到忠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背后还是儒家价值观的底色。

不仅嵇康如此，阮籍同样也是这样，

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驰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衰,谓之乐。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钟馨鞞鼓,琴瑟歌舞,乐之器也。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这样来看，阮籍也是一位极力倡导礼教和上下尊卑的典型儒士。既然他们都认同儒家的伦理教化，为什么还要以一副放荡肆意的模样示人呢？其实，这个可以用当时的名教与自然之辩来解释：所谓名教即是“以名为教”,即把宗法等级制度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立为名分、名目、名号、名节,比如举贤良方正、茂材孝廉,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等。

汉代以来，儒者多推崇名教，但是汉末以后，出现了诸多名不符实的状况，玄学名士们认为道德危机是由于“矜名”、“尚名”太看重名教使然,故提出以“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王弼云:“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向秀、郭象的《庄子·人间世注》亦云:“道之所以流荡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争善故也”。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之下，再加上他们对当时司马氏政权所倡导的虚伪名教的鄙夷，这些名士都推崇不言之教，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儒家式的。

他们的这种儒学意识可不是凭空产生的，以当时的名士为例，他们自小通晓儒家典籍，有着深厚的儒学素养。《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阮籍也是出身于儒学世家的，从小就有济世的情怀，后来因为时局凶险才选择明哲保身。嵇康同样如此：《三国志·魏志·嵇康传》注曰:

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而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

他曾著《春秋左氏传音》，而且被司马昭杀害时还有数千太学生为其请命，足见他深受当时儒学弟子的喜爱。其他诸如玄学家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善谈玄理的王戎，也以 “性至孝”著称，且“居丧增甚”。要说当时的名士反对儒学，确实可笑。

儒学主流地位的时代表现—“玄化”的儒学

知道了名士们的真实想法，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晋朝统一以后在社会上流传的玄学到底是个什么玄学？我们知道何晏王弼以后具有代表性的玄学家就是王戎，郭象等人，《晋书》中确有着这样的记载：“(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毋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王戎所认为的老庄其实已经同儒家没有什么差别，这时的玄学同何晏时的“以儒合道”不同，已经蜕变为“以道合儒”。

他们把儒家名教的道德伦理归于自然天成，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名教与自然”之辩，仔细说来这样的理解与董仲舒将儒家价值观归于天命的说法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因为汉代以来那种充满了迷信意味的儒学已经在人民中间失去信仰，所以把天命换成老庄所倡导的自然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然，本质都是儒家的东西。

正是因为后来的玄学发生了变化，所以在竹林七贤内部也产生了这么一条鄙视链，

阮籍斥王戎为“俗物”(见《世说新语排调篇》第二十五),嵇康鄙视做官的山涛而与其绝交，此外，明目张胆地反对官方宣扬的虚假名教的阮籍和嵇康都被杀，而积极顺应儒学时代发展的王戎和山涛做了高官，这应该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看到这，或许有朋友会有疑问，上文不是说阮籍嵇康也是赞同儒家的么，怎么也被杀了。其实不仅后人，时人也多不能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只是认为他们是浪荡子，时人还批评他们“名教中自有乐地中国思想史中的璀璨时期，儒学主流地位的现实合理性，何至于此”。其实他们仅仅算是官方的叛逆者，他们反对的是统治者借以大施淫威的虚伪儒学。

像王戎山涛这一类的玄学化的“儒学家”还有许多，暂举一例分析：周所周知，郭象是当时为《庄子》作注的玄学家，可是他的思想也是“以道合儒”，如他在《齐物论》注中说：

若皆私之,则忘过其分,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在臣妾之任则l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未为不足以相治也。

这不就是典型的儒家式的伦理教化嘛！向秀，庾峻等都是这个思想路数，外道内儒而已。

结语

作为一种确立百年的意识形态，儒学思想是不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就被切断并且被玄学取代的，一段社会动荡时期可能给了玄学生长的土壤，但随着专制统治走向正轨，统治者是肯定会重新确立儒学的主流地位的。长期以来对魏晋玄学的推崇很有可能只是抓住社会的一方面或者个别人来说的，并没有把握到当时社会的全貌，希望本文能使您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当时的思想状况。

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主流是什么？》、《魏晋玄学与儒学》、《玄学代表人物的儒家素养与魏晋儒学之传承》、《世说新语》、《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