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绝不能忽略儒家文化

朱高正：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绝不能忽略儒家文化

西元2018年11月29日

【导言】

2018年11月24日-25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在厦门筼筜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厦门筼筜书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海峡两岸50多所高校、研究所、书院等文化机构的百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筼筜书院，围绕“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传统文化如何在新时代焕发生命力？新时代国学如何传承与创新？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学热”？在传统文化推广方面，台湾有何作为？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儒家思想在新时代有哪些值得借鉴，凤凰网国学频道在论坛期间，独家专访了欧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朱高正先生。

朱高正教授指出，所谓新时代，就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要强起来的时代，新时代要完成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是一种必然，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新时代，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坚持国学的传承和创新。

他还进一步强调，阳明学是在朱子学的土壤上开出来的瑰丽的花朵。很多人过于强调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分歧，而忽略了二者是同根连气的，都属于儒学。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绝不能忽略儒家文化。

朱高正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

以下是整理后的访谈实录：

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新时代要完成中华民族全面复兴

凤凰网国学：新时代环境下国学的研究和传承有什么新的特点？

朱高正：现在大家都在讲新时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叫新时代。我认为，新时代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所谓新时代，就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要强起来的时代，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意涵。第二，过去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新时代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追求经济发展国学知识，而应该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部重视起来。我们不仅仅是追求量的增长，更要求质的满足。最后一点儒家思想在新时代有哪些值得借鉴，也是最重要一点，新时代要完成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所以，国学的传承非常重要。

过去我们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缺乏文化自信，甚至还把传统文化当成追求现代化的绊脚石。但现在大家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新的认识。上世纪70年代，台湾普遍认为传统文化是完成现代化的绊脚石，但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这四个国家或地区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了不起的大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八十年代，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就借鉴了德国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解释“亚洲四小龙”完成工业化的原因。研究资本主义，最早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因为生产力的进步，他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解释的。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是从精神因素来分析。

上世纪80年代，这些海外的华人学者就应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这种分析方式。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韩国背后都有儒家的背景，也就是说，“亚洲四小龙”能够完成现代化，与他们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重视家庭价值、勤奋工作、勤俭节约，还有重视子女教育等优秀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所以，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正面意义是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被认识到的。

回顾历史发展历程，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非常必要，亦是一种必然。过去我们低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新时代，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坚持国学的传承和创新。

凤凰网国学：在国学传承方面，台湾地区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做法？

朱高正：台湾的确有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1967年，蒋介石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担任会长。从政治的角度讲，这个事非常重要。成立委员会之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要求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湾中央图书馆把珍藏的善本古籍甚至孤本全部免费提供给出版界使用。如果出版界提供好的出版计划，这个委员会甚至会提供补贴。所以，当时大量的古籍影印本相继面世。

《四库全书》

如果大家看不懂影印本怎么办？委员会就要求出版大量的经典今注、今译，包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台湾也出版了。我认为，政府、高校、民间都应该把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现代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诠释。这一点上，我认为台湾比大陆起步早。

1966年，台湾开始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而大陆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渐渐转换，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国学热”。所以儒家思想在新时代有哪些值得借鉴，这方面两岸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只可惜台湾在90年代“台湾本土化运动”去中国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步伐放缓。反观大陆近二十年以来，由于整个社会发展势头较好，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后，很多举措都推动了思想解放。

我们讲传统文化，涉及到儒、释、道，主张“以儒为主，以道为从，以佛为客”。五四运动以来，包括文化大革命，遭受打击最多的就是儒学。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朱高正：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绝不能忽略儒家文化，最关键的就是振兴儒学。

《周易》

今天，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吸取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社会学说。但另一方面，为什么我们能够比别人更有自豪感？就是我们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成片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只有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古巴先不讲，其有特殊原因。越南、朝鲜和中国都深受儒家文明的影响。

儒家文化蕴含了丰厚的辩证思维。《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孙子兵法》讲“欲擒故纵”、“欲左先右”，中医讲“八纲辩证，六经辩证”。孔子、老子都讲辩证思维。所以，中国有着丰厚的辩证思维，运用马克思主义就非常灵活，而西方没有辩证思维，所以他们“驾驭”不了。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到如何处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问题，都处理得非常好。这与我们有着丰厚的辩证思维有关。

所以，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绝不能忽略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延绵不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朱高正：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绝不能忽略儒家文化，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阳明学与朱子学同根连气 都属于儒学

凤凰网国学：近几年，阳明学在大陆又成显学。您研究理学、心学很多年，从您解读朱子《近思录》与阳明《传习录》的经验看，理学与心学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很多次批评后，在今天的价值何在，还能生长出新枝叶来吗？

朱高正：我们可以这样讲，阳明学是在朱子学的土壤上开出来的瑰丽的花朵。很多人太过于强调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分歧，而忽略了阳明学跟朱子学是同根连气的，都属于儒学。王阳明21岁考上举人，他自己说从那时开始就“遍读考亭之书”，考亭就是指朱子。也就是说，只要是朱子的著作，他都拿来阅读。如果没有那16年的积淀，他37岁也不可能在龙场悟道。所以，朱子学就是阳明学的出发点。

举个例子，如果你要研究马克思思想，那你必须读懂黑格尔，马克思思想就是站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上进行社会经济批判的；如果你要研究康德哲学，就必须读懂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因为康德哲学的出发点就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所以，如果不了解朱子学的话，就不了解阳明学。

如果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阳明与朱子的歧义处，最终一定会走偏。反之，如果能够从阳明学与朱子学是同根连气这个角度来看，反而能够看出阳明在哪里超越了朱子。朱子是百科全书式人物，阳明聪明绝顶，阳明在“学问大头脑”处下功夫。

《传习录》

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宋明理学”，就是“道理”、“天良”。“道理”指的是道学、理学，就是指宋学，是由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打开的局面，到了朱子集大成。另外两个字“天良”，就是“天理”和“良知”，是以阳明为代表的。所以，我们讲宋明理学，“宋”就是以朱子学为代表，“明”就以阳明学为代表。

朱子在46岁时，与吕祖谦一起合编了《近思录》，这部书是理学的纲领。理学分成三大支，主干是程朱理学，然后是陆王心学，第三就是张载、王夫之的气学。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是《近思录》的主编，程颐、程颢是《近思录》里的主角。

谈到陆王心学，王阳明的学问来自周敦颐和程颢、程颐，这些思想都收在《近思录》。气学主要讲张载，《近思录》也收录了张载的大量著作。所以，不管理学的哪一流派，都不能不读《近思录》。在这一点上，阳明学离不开朱子学。

《近思录》

第二点，阳明学的经典是《传习录》。今天，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最近八百年的传统文化就是宋明理学。讲传统文化离不开朱子学，讲阳明学也离不开朱子学。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过去这八百多年来，东亚文明圈的主流就是朱子学，不仅在中国，朝鲜、越南、日本都是这样的。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利玛窦的鼓励下，努力把中国儒家的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他们按照朱熹或朱熹的后学所作的注解，因为原文他们看不懂。

事实上，西方所了解的儒家思想，就是经过朱子诠释之后了的儒家思想。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最有资格代表东亚文明圈与西方展开对话的，非朱子学莫属。至于阳明学，我们只能把他看成是朱子学某方面的杰出流派，不能把阳明学看作是朱子学的对立面。

阳明学影响深远，日本的明治维新中，阳明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大家不要忽略，朱子学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十七世纪，水户藩的藩主德川光圀（とくがわみつくに），就把明朝遗民、大儒朱舜水，从长崎请到水户，开创了水户学派，以朱子学为中心，综合国学和神道。倡导尊王和大义名分。那时讲神儒合一，主张神道教与儒学共读。

【朱高正教授简介】

朱高正教授

台湾著名学者，1954年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联邦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欧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对《易经》与康德哲学有着精深的造诣。其德文有关康德的著作，被权威哲学刊物《康德研究季刊》评为当代研究康德法权哲学四种必备著作之一。著有《朱高正讲康德》、易学著作《易经白话例解》《周易六十四卦通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