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元以儒学文化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民心相通

杜学元以儒学文化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民心相通

尊敬的杜学元副校长！尊敬的刘军荣主任！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海纳百川三江水，有容乃大善缘来。智者乐水般若就，仁者乐山厚德才。今天很荣幸受贵院的邀请做一个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学术报告。在此，我与大家分享的报告主题是《以儒学文化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民心相通》。

众所周知，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应对当今和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世界贸易体系和规则面临严重挑战和破坏，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着力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中，继承和弘扬了古丝绸之路中国与沿线国家及民间的友好合作精神，创新发展思想，倡导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互惠互利，共同构建和谐、公平的自由贸易体系，创新多元化的合作机制，以建立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杜学元以儒学文化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民心相通，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年前的“一带一路”中国倡议，如今已逐步变为沿线国家的共识而成为了现实，从过去单一的经贸往来商路，日益变成了沿线国家希望与中国协同发展、实现各自发展目标的共同理想之路。但是，中国要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发展目标，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民心相通。

“国之交在于民之交，民之交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基础和保障。只有文化先行，民心才能相通，民心相通首先是心灵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心交如美玉，经火终不热、面交如浮云，顷刻即变灭”。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是以心相交的儒学义理文化思想内涵的充分体现。利、势、权的相交是简单的物质交换，是冷酷无情的商业手段和游戏规则，双方必然患得患失，锱铢必较；必然彼此猜忌，随时变脸。而以心相交，方能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以心相交，方能不怕火炼，历久弥新。“对坐成参商，咫尺成胡越。我有心交者，不见几岁月”。中国文化认同的是以心相交的儒学义理。心，有一种魔力，能够穿越沧海桑田，能够飞过万水千山。人只有心通意合，才能实现心灵沟通，只有心灵沟通，才能一通百通，合作才能顺利成功。

我国虽然与西方国家有文化方面的差异和深层次的价值取向矛盾和冲突儒家思想包括哪些方面，但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的互学、互鉴、互补、融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基本上没有文化上的排斥和冲突。因此，如何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交流中促进文化的理解、认同与融合，以实现民心相通，从而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思考。

然而，究竟以什么样的文化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来实现民心相通呢？我认为只有儒学文化的人文精神、道德思想、价值取向最适合。因为中华优秀儒学文化不仅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发展至今的文明，所以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文化是儒学文化，儒学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与市场经济相互补、与国际社会相协调。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互联、互通和智能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经济、各国文化、社会联系日益紧密。虽然，人类文明在物质发展方面进步巨大，但是在伦理思想、道德精神、人文关怀方面却退化很多。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多阻碍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以及大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博弈更加激烈，给未来的世界贸易、经济增长、国际合作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的困难和挑战，由此将造成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关系的不断破坏，严重阻碍了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现在各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和探索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五年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提供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这正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智慧的继承、发扬和光大。

早在1972年，享誉世界的大历史学家、英国人汤恩比博士，在其所著的《展望21世纪》书中说：“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

1988年，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举行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集会,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瑞典的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吸取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智慧”。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亚洲大趋势》中也指出：“要重新重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借以抵御日下的世风，防止职业道德破坏、享乐式消费、个人主义膨胀以及政治狂热”。他们的这些看法，可以说在相当不少国家的政要和专家学者中已成为共识。

儒学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文化遗产杜学元以儒学文化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民心相通，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财富。这些思想财富，无论是对解决当今世界贸易纠纷,国家与社会治理,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的问题，还是对处理当今国与国关系、各种经济、文化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具有时代的价值。比如，儒学中包含着关于安民、惠民、保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关于敬德、明德、奉德、“惟德是辅”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己度人、以德为邻、“协和万邦”的思想，关于求同存异、和谐共荣的思想,关于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以义取利,义利互补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天人合一”思想等等。

从以上这些儒家思想中，是可以找到解决当今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贸易摩擦、经济纠纷的问题、弊端所需要的某些智慧、经验与历史借鉴的。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还是小国儒家思想包括哪些方面，都应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

中国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哲学思想、政治理念、人文精神，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曾被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吸取和借鉴，对于冲破欧洲中世纪神学政治的禁锢，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欧洲近现代文明的发展，曾经提供过思想养料和政治动力，提供过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物质技术条件，从而对欧洲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源于我国儒家思想“社会大同的民本主义”仍然是欧洲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之一。

儒学文化思想对日本、韩国的影响也有千年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国家、地区的现代化实现，儒学思想文化都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儒学文化还帮助日本完成了从德川幕府的封建社会向“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的顺利过渡，王阳明的“心学”也影响了日本社会五百年。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文化都是排他的，而儒学文化则是一种宽容、温和、中庸的人生哲学，它既非绝对精神，也非绝对物质，既非完全宗教，也非完全世俗，而是两者的统一，“物我一体”，“天人合一”，一种建立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是内在的、人性的、有节制的和可操作的。在东方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比较缺乏包容；印度文化境界至高无上，但较难实践，而种姓制度，又缺乏平等；惟有儒学文化平易近人，合乎情理，宽厚包容。“中庸之道”既是最高的社会道德原则，也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儒学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生存、发展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

西方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宗教学者如；莱布尼兹、康德、费尔巴哈、孟徳斯鸠、伏尔泰、狄罗德、霍尔巴赫、魁奈、歌德、席勒，耶稣会士利玛窦、金尼阁，“美国文明之父”、思想家爱默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以及我国自汉代以来至20世纪50年代前的历代政治家、哲学家和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都是充分肯定儒学文化的人文精神、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的。

儒学文化思想侧重于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思想侧重于物理和生理，强调人与天的和谐；佛教则重于心理，强调人的身心和谐。儒家鼓励人进取，道家给人以宽慰，佛家教人放下，儒、道、佛的历史结合，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心理空间，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使一切生活困苦和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这种文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和文化没有本质上的思想冲突，可以包容互补、融合。

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往历史和关系中，还有一个欧洲百年以中国为师，儒学汉风塑造西方人精神世界的时代。 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明，就已通过来华的欧洲人和到欧洲留学的中国人，传入欧洲各国。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是最早把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文化名人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28年。1594年，利玛窦将儒学的经典著作“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播儒家思想包括哪些方面，他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同基督教的教义如出一辙。在这之后的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又将“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播。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典籍的介绍与提倡，在欧洲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将近二百年间，整个欧洲、包括现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曾出现了“中国文化热”。一大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欧洲的著名学者，以及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国家，都十分关注并不断研究、学习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学、历史、文化，发表了许多解读和推崇中国文明的远见卓识。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是最先研究中国儒学和中国历史文化并深受其影响的一批学者。1713年，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就受到了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德国哲学也起源于宋明理学，德国第一位哲学家，被称为近代欧洲的第一位知识巨人莱布尼兹，就是从《易经》研究中，悟出了二进制数学，从而为现代发明并普遍使用的16进制计算机及数码技术奠定了学理基础。然而在中国古代就早以普遍使用16进制的、以16两为一斤重量单位的秤了。

法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儒学文化的哲学思想没有迷信和谬说，没有曲解自然，是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法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狄罗德也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孔子的学说是以道德、理性治天下。费尔巴哈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道德体现，是一种高尚的哲学思想。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以上这些学者都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军人物。

当中国的儒学文化传入德国时，学者们的研究也是盛况空前。当时德国的不少学者不仅可以阅读到拉丁文本的中国先秦儒学典籍，而且可以阅读佛兰恺用德文翻译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如；莱布尼兹、康德、费尔巴哈、歌德、席勒等等，都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过研究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莱布尼兹是欧洲第一位肯定中国文明对于欧洲文明十分有用的思想巨匠。莱布尼兹从《周易》中得到灵感而撰写的二进制学说，为德国哲学增加了辩证的思想因素。康德从儒家的哲学思想中受到启发而创建的用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自然界的科学方法，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区别于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理性主义的先河。

回顾历史和面对现实都充分证明了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儒学文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先进文化。因此，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要以博大精深的儒学文化思想魅力引人，以儒学文化伦理道德精神和价值取向服人，以儒学文化的以诚待人、讲信修睦、和谐共荣的思想品质取信与人，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沟通、互利合作。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一切连通，发展成功。

（本文为四川大学管理学博士、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全球校友创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兼东北创联会长，中国运筹学会企业运筹学分会副理事长，华信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清于2019年1月9日在乐山师范学院做学术报告的主题内容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