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迷惑汉代唯心主义的泛滥自董仲舒

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迷惑汉代唯心主义的泛滥自董仲舒

东汉三贤指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入，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最早将三人合并起来加以论述的是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将三人合传，后世亦有受其影响将三人合传而加以讴歌，他们三人是东汉学术史上一以贯之的三座丰碑，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共同之点，无一不体现出东汉学术的风貌和趋势、走向。

自然领域——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迷惑

汉代唯心主义的泛滥

自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学得到国家的扶持而“独尊”以后，其思想所本之《春秋公羊传》所固有的天人感应、神秘主义，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逐渐的演变为谴告论、灾异思想和谶纬，天又被打上了人格的烙印道家无为思想在修炼中的意义，使一度沉寂的天人理论变得倒退，荀子那振聋发聩的千古名言“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被束之高阁，天的人格化被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哲学化。

当然，他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古人拙劣的宣传手段，而是以阴阳五行来附会儒家的经义，同时借鉴墨家的天志理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神学系统。

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孔孟讲的仁义等等)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并完成了自《吕氏春秋、·十二纪》起始的、以儒为主融合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

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这种宇宙论系统确定君主的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在天人关系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改变了传统儒家只重人而略天的缺陷，而且在以天注人方面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以“阴阳”学说来论证三纲的神圣性是董仲舒新儒学的一个核心特征。

东汉时由于封建政权的大力提倡，这种荒谬怪诞之风愈吹愈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充脱颖而出。比如王充在《寒温篇》揭露的“人君喜则温，怒则寒”。

王充的道家思想

面对规模庞大、体系严密、根深蒂固的天人之学，王充充分吸取前人的思想养料后，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他所运用的工具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和儒家以天地喻夫妇的比附思想。王充主要运用道家的“天道无为”、“元气自然”对天进行重新的诠释。他对道家思想和道家的代表人物推崇备至。

针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体系，王充首先采取正本清源、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天进行重新的界定，还其以自然之天、物质之天的本来面目。在东汉关于天体的论战中，王充更倾向于盖天说。王充认为天是有形体的，并反复强调，一再重申天的物质性、自然性。他还把气进一步细化为“仁气”、“勇气"、“戾气"，禀承了那一种气，就会具有哪一种精神品格。这种说法不但有将气道德化、拟人化之误，且将人的社会属性直接溯源于自然禀赋。

王符的道家思想

王符与王充不同。王充的元气论侧重于论证世界的物质性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迷惑汉代唯心主义的泛滥自董仲舒，说明宇宙万物及人在物质结构上统于‘元气’或‘气’，而非描述宇宙演化过程，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就是批判当时泛滥的唯心主义神学。

王符时代，社会主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学术批判改为政治批判。当时，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斗争，即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因此他在更高的层次上论述了宇宙万物的演化过程，我国古代的很多思想家也认为人间万物的运行包括元气需要受外界的干预。

而王符则首次提出气的运行、变化、发展、完善乃至飞跃是一个自我运行、自我变化、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飞跃的过程，“翻然自化”是这种特性与品质的最高度、最精练的概括与总结，“莫制莫御”则是这种品质与个性的最好注脚。我们认为王符的元气一元自发生成论，明显的受到了儒家和道家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述的影响。

王符的宇宙生成模式明显的带有这种生成模式的痕迹，只是将根源的精神性的道换成了物质性的气。他在自然观上的儒道合流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

王符的元气一元自发生成论是比较彻底的，它不仅解释了宇宙万物的源头，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大至天地日月，小至昆虫草木，都是气之使然，一切反常的自然灾害，也只不过是气在乖戾状态下的客观作用，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运行。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

然而王符认为在本源性物质性的气之先，气之上，气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本体性的虚无性的道。这样，两汉时期的最高理论成就元气一元自发论就变成了二元论，甚至由于表述的模糊而滑向了唯心主义，这是一个质的倒退。王符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而又显而易见的错误呢？

原来上述“道本源论”的论述段落不是原著所有的，而是由于原著在长时期的传抄刊刻过程中造成了部分文字的缺失和错位，而汪继培则“以己意改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汪氏“无中生有”，“矫枉过正”的学术行为造成了当今学术界对王符的截然相反的评判。

由此可见，对王符思想不同界定的根源完全在于材料版本的不一致。那么，我们不禁要再一次发问，汪氏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呢？一是原文有缺失需要补正，二是王符未为醇儒，这既是对其的肯定性评价，又是对其的遗憾。将其思想作了以上的整理实际上是对王符的一次改造和补救，而这也符合原始道家和儒家的传统和标准。

仲长统对道家思想的继承

仲长统对道家思想有所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方面，提倡道家的自然思想；二是在历史观和处世上则是历史退化史观和遁世原则，他虽然在具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演变动力的问题上，遵循“人事为本，天道为末”，认为人事在历史的治乱兴衰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仲长统的乱——治——乱的三段式发展模式上始终坚持人事的主体、主导作用，坚持了唯物主义、客观主义的原则，。但在总的历史观和历史发展方向上则是悲观的、消极的，是道家的倒退史观。

仲长统在总结历史时，对历史上的所谓“治世”缺乏应有的关注，而对“乱世"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对战国时期的混战，楚汉之争，新莽之乱，以及他所亲历的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进行了总结，认为历史上的崩坏的程度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残酷，发生的周期也一次比一次短，且极端的关注，同情劳动人民的命运。

在总结历史治乱的基础上，仲长统无奈而又痛苦的总结到，“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完全是历史倒退论，所以他对将来充满了惶恐与绝望。

在生活方式上也是庄子式的逍遥与闲适，描述了一幅田园诗般的生活，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精神上的洒脱了，而是羽化登仙之后的超脱，摆脱自然、轮回之后的潇洒。另外，仲长统笃信道家的修炼方法，甚至于向往学道成仙，并且论证了得道成仙的具体过程和无穷奥妙，赤裸裸的将自己的信仰交给了极其荒谬可笑的学道成仙上了，而且除了理论论证之外，仲长统还给予了充分的事实支持，如煞有介事的记载河南卜成升仙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仲长统在历史观，生活方式，精神信仰方面都受到了道家极大的影响，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四。

一是其特立独行的性格使然。他耿介不同于俗，不谋于众，时人谓之“狂生”，狂就狂在他的不入世，不“进取”，不受世俗的羁绊，无视名教的约束，显然就是其本身固有的潜意识中的道家思想因素在作怪。

二是对现实政治的绝望。仲长统所生活的东汉时期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起义不断，朽蠹专权的最黑暗的时期，封建体制的阴暗面及弊端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似乎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希望，已经无法挽回“运徙势去”的颓败局面，于是转而遁世，只能在精神领域寻求寄托，得到解脱。

三是仲长统的身体健康状况，这也是一个历来为学者所忽视的问题。他生于180年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迷惑汉代唯心主义的泛滥自董仲舒，卒于220年，享年40岁，完全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从现存的史料来看道家无为思想在修炼中的意义，我们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来推断出他死于天灾人祸，有理由推断出，他是死于慢性疾病，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健康一直是个问题。

因此他把对健康的关注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于是他把疗救的良方寄托到了道教身上，并且亲自练习，开始时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他行气的初衷就是为了“不病"，并深信之，在远离尘世之后，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但后来他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越陷越深，最后终于迷信羽化登仙的事情了。

四是民间道教的影响。东汉末年，原始道教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黄巾大起义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所提出的一些养生主张和美好目的对于无心政治急于逃避的仲长统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出路，所以仲长统的道家道家无为思想在修炼中的意义，道教思想是主观与客观、自身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只好皈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