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与齐、鲁文化的形成略作阐述

中华文明起源与齐、鲁文化的形成略作阐述

齐、鲁由西周立国，所以一般论者从西周王官文化与齐鲁地域文化的角度讨论齐鲁文化的形成。这是不全面的。西周时期的齐文化与鲁文化之所以形成，有三个重要源头：其一是五帝时代海岱地区的东夷古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华夏古文化；其二是夏商周三代王官主流文化；其三是夏商周时期仍在海岱地区发展的土著文化。这三方面的文化，经三千年的积淀、交流、发展，最终孕育出内涵丰富而又有特色的齐、鲁文化。两周时期，齐文化与鲁文化有同有异，秦汉以后才融合为齐鲁文化，而区别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等。

本文作者江林昌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

△ 本文作者江林昌教授

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世界文明的眼光；而研究齐鲁文化，则需要中华文明的眼光。如 果只站在山东而谈齐鲁文化，就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造就了西周以后齐、鲁文化的形成及其思想高度与内涵深度；源与中华文明的转型与成熟发展，又促进了秦汉以后齐鲁文化的融合及其在中华文化史上的主流地位与深远影响。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养育了齐鲁文化，而灿烂辉煌的齐鲁文化是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这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本文仅就中华文明起源与齐、鲁文化的形成略作阐述。

一、中华文明的起源

近一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以大量遗址与遗物表明，早在距今五千多年，中华各部族先民已在长江南北、黄河上下、燕山内外，差不多同时步入了文明门槛。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分析，已将这些多源头独立并起的古文明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了梳理，最终将距今5300年至距今4000年间的中华古文明起源发展分为六大区域：

黄河流域：河洛文化区，海岱文化区，甘青文化区。

长江流域：江汉文化区，江浙文化区。

燕山以北：辽西文化区。

这六个区域文化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发展序列。比如，海岱文化区，先由后李文化发展为北辛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表明已经开始了文明化进程的大汶口文化至山东龙山文化。河洛文化区，先是有三支考古学文化: 从临潼、渭南到华阴、潼关等沿渭河下游一线分布的老官台文化；河南中部、西部，沿嵩山四周扩散的裴李岗文化；以邢台、邯郸到安阳、鹤壁、新乡，由北往南发展的磁山文化。在这三支文化基础上，发展出代表文明起源的仰韶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江汉文化区则是在大溪文化基础上，发展出进入文明状态的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

这些区域文化不仅在纵向上自成体系，前后相继发展，而且在横向上又往往相互碰撞，彼此交流。这种纵横交错的考古学文化动态布局，为我们从历史学上讨论五帝时代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分布及其流动，提供了客观的地域坐标。

例如，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前期影响海岱地区较多；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后期与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又影响河洛地区较多；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的龙山文明与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交流很频繁。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动态变化过程，正可以从历史学上五帝时代黄河中下游各部族的分布及其碰撞变化状态中得到说明。据文献记载，五帝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炎帝、黄帝两族向东发展，与海岱地区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发生碰撞，历史学上因而有“涿鹿之战”( 徐州地区) 与“中冀之战”( 鲁西北、冀中南) 等传说。中原仰韶文化前期的东扩正是这种传说的考古学反映。五帝时代中后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中的少昊部族向西偏南发展到河南淮阳而形成太昊部族；依附于东夷少昊部族的颛顼氏族则向西偏北发展到河南新乡、鹤壁、濮阳一带，与中原的共工族发生碰撞，最后留守濮阳而有“帝丘”传说。这应该就是考古学上大汶口文化中后期与山东龙山文化西扩的历史反映。五帝时代晚期，中原地区以唐尧、夏禹为代表的华夏部落集团与海岱地区以虞舜、皋陶、伯益为代表的东夷部落集团，实行部落联盟二头执政禅让制。这在时间与空间上又正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与海岱地区两种龙山文化频繁交流相一致。

△ 逐鹿之战形势图

又如长江中游的江汉文化区。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曾经持续繁荣发展，形成了多个聚落中心城邑。考古发现的城址已达十数座之多，实际情况应该还要多一点。

“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湖北天门石家河城。该城建于屈家岭文化，沿用至石家河文化中期。城址平面形状为不很规则的四边形，每边长1100 ～1200米，整座城址面积一百多万平方米。宽大的城墙全部由人工堆土夯筑而成……墙外开挖了宽阔的护城河。……由城墙和护城河构成了一周坚固宏伟的防御体系。如此大的工程，以致让发现它的考古学家们很长时间里不敢相信，它竟然是5000多年前人们的杰作。”石家河城的城墙与壕沟使我们想起了恩格斯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关于文明起源的精彩描述：

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繁荣，必然促使其对外扩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军事民主制时期，“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考古学揭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江汉文化区的主人曾经向北扩张。在河南南部，从仰韶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曾有大量江汉区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的进入。这与古文献记载中的三苗族曾大乱中原的历史传说有关联。《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引旧闻：“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史记 •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 尧舜禹伐三苗的形势图

三苗的北上作乱齐鲁历史文化从书，自然引起中原各族的不满与压制。历史上有尧、舜、禹先后伐三苗的记载。《吕氏春秋 •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墨子 •非攻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这一史实也正在考古学上有所反映。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长江中游地区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包括规模巨大的石家河在内的那些城址，几乎无一例外地荒废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进入。从五帝时代晚期至整个夏代，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一直处于萧条状态。这应该就是历史上尧舜禹伐三苗的结果。

在20世纪20年代，蒙文通先生作《古史甄微》；30年代，徐旭生先生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两书都将五帝时代的氏族、部族、部落集团的分布，大致划分为河洛地区的华夏集团、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以及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当时，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具体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印证了两位先生当年的推断。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讨论应该比较接近历史事实。在考古界所区分的六大文化区中，除上述三区外，另有辽西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虽然考古材料已十分丰富，但历史学上的文献记载太少，有关的讨论有待以后了。

二、齐、鲁文化的形成

在上述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大背景下，再来看东夷文化，可以获得如下三点深刻认识：其一，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是独立起源的；其二，东夷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曾与中原华夏文化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其三，长江中游的苗蛮文化也在五帝时代就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有交流。这三点认识很重要，它说明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到秦汉时期完成的以中原文化为中心、以华夏汉族为核心的多部族多民族融合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在五帝时代已奠定了基础。其中，东夷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一支。这就是齐鲁文化的最初源头。

△ 位于山东临沂的中国东夷文化博物馆馆内习俗展厅一景

齐鲁文化的概念因西周分封齐国、鲁国而出现；因此，最初应该称为齐文化、鲁文化。春秋战国以后至秦汉中华文明起源与齐、鲁文化的形成略作阐述，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而成齐鲁文化，以区别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等。据《史记•周本纪》，周武王伐纣灭商，分封功臣谋士，“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周公旦因为要辅佐武王、成王，所以就让其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旦是武王的亲兄弟，为姬姓本家；而姜尚父是周王室的舅家。所以，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首先是西周王室贵族文化。

西周文化是在继承夏、商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论语 •为政》: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 •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礼记 •礼运》也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夏商周三代文化，前后传承，逐渐融合发展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而齐国贵族文化与鲁国贵族文化，又是直接继承夏商周文化而来。

不仅如此，夏商周三代文化又是继承了五帝时代六大区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文化而来。东夷集团中的虞族曾经率先创造过虞代，而夏文化又是继承虞代文化而来。所以，古文献里有关于虞、夏、商、周四代的记载。

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左传》昭公元年)

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中华文明起源与齐、鲁文化的形成略作阐述，皆有之。(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国语 •郑语》)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国语 •周语》)

虞、夏二千余岁。( 《韩非子 •显学》)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礼记 •明堂位》)

虞代是东夷文化发展到最辉煌时期的代表。夏商周三代是以虞代文化为基础的。说齐、鲁文化继承夏商周文化而来，而其最根本的文化基因是东夷文化，尤其是其中的虞代文化。虞代文化以虞舜及其《韶》乐为代表。所以，作为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经常追叙尧舜时期，赞美虞舜时期的《韶》乐。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论语 •卫灵公》)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论语 •八佾》)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论语·述而》)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论语 •泰伯》)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 《论语·泰伯》)

舜有天下齐鲁历史文化从书，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论语·颜渊》)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论语·卫灵公》)

△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齐都镇韶院村的孔子闻韶处

总之，西周文化因于殷商文化，殷商文化因于有夏文化，而有夏文化又因于虞舜文化。虞舜文化代表了五帝时代部族文化的最高水平齐鲁历史文化从书，又是夷夏部落联盟禅让制的体现。所以，研究齐鲁文化，不仅要追溯夏商周三代文化，还要再往前追溯到五帝时代夷夏部族文化。

另外，在夏商周三代，夏商周三族的贵族文化已成为统治文化、官方文化而逐步凌驾于黄河流域、长江南北各部族、方国、封国文化之上。同时，各部族、方国、封国的原有文化便下降为地方土著文化了。五帝时代的东夷文化，一方面影响中原华夏文化，而上升成为夏商周三族官方文化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又于夏商周三代在海岱地区作为土著文化而继续保存。这些复杂的因素是需要注意辨析的。也就是说，夏商周三族的官方文化与夏商周三代在海岱地区仍保留着的土著文化，原先都以五帝时代东夷古文化为共同源头。

前文曾引《论语》说明孔子重视五帝时代的尧舜文化，赞美东夷虞舜时期的《韶》乐，因为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据《论语》记载，孔子在不得志时，便提出要回到东夷地区去。《子罕》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公冶长》又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左传》昭公十七年载：东夷小诸侯郯国国君与鲁昭公谈起东夷古史时，历述炎帝、黄帝以来，东夷古族酋长少昊、太昊、颛顼等历史，以及凤鸟氏、玄鸟氏、伯赵( 伯劳鸟) 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雎鸠氏、鸤鸠氏、爽鸠氏、鹘鸠氏等鸟名与鸟官。“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宋代的家铉翁《春秋详说》载：“言周、鲁俱衰，典章阙坏，而远方小国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盖录之也。亦如《孟子》谓舜为东夷之人……为言远也。”因为周、鲁的王官文化与西周、春秋时期的东夷土著文化同源于五帝时代的东夷古文化，在文化因子上是相通的，所以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又说，如果“道不行”就要“居九夷” “浮于海”。孔子有着强烈的文化传承使命感，又对周、鲁王官文化与东夷古文化的历史渊源很熟悉，故有这样的言行。

齐、鲁两国初封就国时，是带着王官文化而来的。《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封鲁公“祝、宗、卜、史”等巫史王官礼仪官员，又有“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等王官典章礼物仪器。这些都是直承夏商西周而来的贵族精英文化，属于大传统。其规格之高，非一般诸侯国就封时所能有。另一方面，齐、鲁两国就封后，又自觉将王官精英文化与齐鲁两地承传东夷古族的地方土著文化相结合。《史记 •齐太公世家》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 •鲁周公世家》载伯禽到鲁国后，“变其俗，革其礼”。齐、鲁两国通过“因其俗”“变其俗”与“简其礼”“革其礼”等措施，便使得王官精英文化与东夷土著文化在融合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的齐文化与鲁文化。

△ 位于山东临沂的中国东夷文化博物馆馆内农业展厅一景

总之，西周时期的齐文化与鲁文化有三个主要来源：其一，是五帝时代的东夷集团古文化与华夏集团古文化；其二，是夏商周三族王官主流文化；其三，是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古地土著文化。这三种文化自五帝以来已积淀久远，至齐、鲁分封后，终于因缘际会，而造就成齐文化与鲁文化两座思想高峰。诚如吕思勉先生《先秦学术概论》所言：“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 如卉焉，奇花怒放耳。”

这就是齐、鲁文化的形成。

本文原载于《海岱学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