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静：文化所和艺术所的渊源以及内在逻辑分成四场

喻静：文化所和艺术所的渊源以及内在逻辑分成四场

2021年12月2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学研究所年度学术交流会（2021）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区103会议室举行。本次年会由两所联合举办，二十名所内成员参与汇报、讨论。

活动开始前禅与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文化所喻静所长首先致辞，她回顾了文化所和艺术所的渊源以及去年两所开展学术年会的历史，并期待本次年会中能生发出更多精彩讨论，碰撞出更多灵感。

年会根据两所研究人员提交的论文题目，按照内容、历史年代及内在逻辑分成四场。

第一场由谷卿主持。李修建首先就《中国文化史中的“雅俗”之变》进行阐发。先秦两汉时期，雅所代表的是宫廷美学的审美取向，宫廷美学以礼乐制度为基础，意在维护中央一统的帝王尊严和上下有别的社会秩序喻静：文化所和艺术所的渊源以及内在逻辑分成四场，雅乃“正”之意。与之相对的，并非俗，而是淫、邪，有违礼乐制度，对社会秩序造成消解或破坏的郑卫之音、“夷俗邪音”。魏晋六朝乃至唐朝，整个社会以门阀世族为主流，他们高高在上，追求高雅，却很少面对俗的问题。宋代文人大多出身底层，通过科举晋身，精英意识很浓，加之市民文化已很发达，雅俗问题得到大大突显。宋代文人以雅化俗，在文化趣味上与世俗相区隔。明清时期的文人，受到世俗文化的浸染日深，他们有的积极拥抱世俗生活，甚至刻章张扬自己的世俗欲望。有的透出焦虑，极力地在雅俗之间划出界限，以彰显自己之雅。整体来看，雅俗之变体现着话语权的迁移，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互动。

喻静作了题为《“音声佛事”论——礼乐观念的变迁与慈悲观念的生成》的报告。她认为，在佛经传译之前，中土思想和文化中并没有“慈悲”这个双音词，“慈”和“悲”皆单独使用。从中土礼乐文明的演进线索看，“慈”即“爱”，是上天之德，慈的音声本来在礼乐教化的理想——雅正之音之列，雅正之音的特征是“和乐”。“悲哀之音”在秦以前属于礼乐教化所排斥的“郑卫新声”，战国时“礼崩乐坏”之势已不可遏制，以楚风为代表的“悲音”流行民间。至汉，高祖出自楚地，“悲歌慷慨”等因帝王偏爱而成一时风尚，人最本能的情感“悲”，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和涤荡，“悲音”因其强大的共情能力，也拥有了孔子所说的“尽善尽美”的价值特征。东汉以后慈悲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得以扎根并流布，这一事件的源头，当追溯至作为“音声佛事”的“慈”与“悲”是如何汇入华夏固有礼乐传统的。

周瑾的分享《仁的生命喻象》，体段有七节。一曰发心：回报山林田苗的滋养，响应时光河川的召唤。二曰起笔：沿循生生脉息，由此着眼、入手，仁喻的体探过程，本身就化为真切体验，切身酝酿的生命实感也默存体温之和暖。三曰观象：山水风土光气的生动意象，皆可喻示德容温蔼、仁怀亲厚；种子尤能譬其善生善成之德，具体而微，凝聚生命信息，息息关乎季候节律。四曰会意：彰显整全人性的潜德与纯善，种子意象不止于族群血种的播散广度、延续长度，更在精神火种之继述，此乃命脉所系。五曰尽性：学问修习、技艺练习、人生熏习，宛如农事的艺植，让人遂其生而尽其性，随年轮展开一季又一季的树艺，协同繁荣于群落生境的大秩序，不负天播德种、地植灵根之恩。六曰回响：中华大树喻静：文化所和艺术所的渊源以及内在逻辑分成四场，历久弥新，永远会有新的种子，永远会有新希望。七曰反身：此文只是个人化的生命感发，好似安栖于绵野与潜源，栽几畦禾卉、引一脉泉流，自得其乐而已。

霍明宇的报告《由“亲亲”而“尊尊”——古代祭祀制度对“仁孝”思想的诠释》，通过考察古代祭祀制度中的一些环节的设置，以及其中所蕴涵的象征意义，结合《礼记》等儒家礼乐思想的阐发，来诠释儒家礼乐制度及思想在提出“孝德”的同时，特别强调这种道德标准不是一种来自外在的约束，而是个体发自内心的本然追求和文化自觉。对这个问题的强调，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仁孝”观念的重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为本，孝为用，实现仁的理想要借助于“行孝”的现实途径，而行孝的主要方式之一即隆重的宗族祭祀活动，祭祀活动成为教化子孙在宗族之内行孝，在宗族之外得仁的重要机会。

焦天然在报告《汉唐间孔子与周公地位之嬗变——以〈孔子备问书〉“孔子问周公”为缘起》中认为禅与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汉代孔子与周公的地位受到经学今古文之争与政治文化的影响，孔子与周公的形象在社会认知中相对独立，表现为画像石、画像砖中“孔子见老子”与“周公辅成王”两个不同的母题。隋至唐初尊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太宗朝《五经正义》颁行，孔子地位提高。武周时期出于政治需求推崇周公，《孔子备问书》推测成书于此时。玄宗薄周尊孔，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备问书》的抄写年代当在此前。唐中后期孔子地位日隆，最终成为“先圣”与“先师”二元一体的儒家“至圣先师”，《孔子备问书》的传播土壤不复存在。

第二场由李修建主持。唐嘉在《格义方法举隅》中指出，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义疏（章疏/玄义/文句）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的观念诠释，对两汉流行之注、解、记、笺等儒家通行训诂文体有所补益。格义方法见于佛教的注、义疏、义记、集解等文献，运用术语【曰】【为】【名】【谓】【即】【属】【犹】【貌】【音】【谓之】【亦如】【或云】【一曰】【亦曰】【之言】【之为言】等，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拟配“外典”与“内书”的方式，对概念进行比配、扩展、转换。

刘先福论述了《传统手工艺保护中的“物”及其意义》。传统手工艺保护离不开对“物”及其意义的认知。手工艺劳动的成果泛化为各种器物，它们是人类使用双手创造地凝结着生活智慧的结晶。与口头传统演述过程突显的一次性和即时性不同，作为传统手工艺劳动成果的“物”在制作过程结束后便脱离人而存在，成为独立的物质实体。不过，“物”向来就与“人”的文化传承密不可分。只有兼顾人类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属性，才能找寻出适合传统手工艺保护的有效路径。

关祎的报告《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手工艺者》，以景德镇的陶瓷手工艺者作为个案，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手工艺者展开了几个方面的思考，包括工匠的类型与身份的认同；历史环境当中的手工艺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手工艺者，以及较为深层次的工匠与艺术家、手工艺制品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景德镇具有近两千年的制瓷史，其工艺水平具有世界领先的地位与声望，且手工艺者或相关从业者规模较大，具有分工转精等鲜明的地区性特色，故有一定的代表性。

杨秀在《个体与时代：剪纸艺人发展路径个案解析》中，对太行山区剪纸类“非遗”项目两位代表性传承人的个人从业经历、传承特点等做了简要回顾。指出年龄相近的两位传承人在同一时间历程中的发展选择有明显区别；每位传承人的作品在不同时代也各有特色。他们与自身所在的民俗环境、文化市场和非遗保护工作的推动等影响因素呼应，顺应时代需求，创作出新作品。希望通过该个案研究，加强对非遗传承的个体选择意向、传承能力、时代变迁等因素的关注。

当天下午，第三场学术分享由刘先福主持。王一楠的报告《叙事.瞬间.抽象：诗意画的时空属性》，围绕充满争议的“诗意画”范畴，通过谈论诗意画的三重时空属性而对其进行了定义与定位，认为诗意画不是“诗的简化”，而是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她结合历史上具有规模性和延续性的赤壁画题，指出诗意画在山水本体叙事、决定性瞬间、抽象时空营造上的不同方式，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深入探索了诗意画的叙事与表意、形式与深意。

谷卿在《“词深于兴”：比兴传统视阈中的南宋咏物词》中认为，文学创作日益自觉，文学批评对比兴的关注亦渐增多，前人不断强调，对“物”产生充分的想象，才能真正体现“情”，而运用和强调比兴的传统与对物的体认和思考，是共同存在于诗学审美的一贯历程中的。随着词文体的兴起，咏物词很自然地渐渐成为一类题材，北宋文人对物的关注更接近一种开放式的发掘、搜求、探索，南宋文人的体物之情则带有剖析理质、构设关联、层累意义、制造隐喻的冲动和需求，咏物词在两宋实际经历了一个由赋到比、兴的过程。对“比”“兴”的倚重作为一种词学思想，既在十二世纪大量出现的咏物词作中得以实践，同时也体现于批评话语中。吴文英和王沂孙是风雅词派在不同时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于词的“比”“兴”之用更臻熟稔,既工且深,梦窗词之深自是基于私密的情感与想象得其致密,碧山词之深则关乎本来客观存见的历史事件和正大沉厚的家国情怀,前者可谓“深密”，后者可谓“深厚”，二人将咏物词引入了全新的境地。

彭志的报告《诗中的心史：清初江南遗民诗读解》聚焦清初江南地区明遗民诗，明遗民抱持对故国旧君的追思悼怀，接续不断地在各类题材的诗歌中宣泄无处排遣的悲伤挣扎心绪。在时事类诗歌中，以韵文形式线性地实录易鼎史实，并呈现出糅合了追忆故明、思恋家乡、感喟时事、省思人生的隐微心迹。在感怀类诗歌中，思绪中的故国记忆与置身清朝的现实处境生成了巨大张力，撕扯着明遗民紧绷且脆弱的神经，以及那无时不在的悲痛。在咏烈女类诗歌中，江南女性毅然殉节与男性的犹疑畏葸形成鲜明对照，彰显了士人品行的臧否取舍。借助诗歌的窗口，可剖解出清初江南地区明遗民群体的易代心史。

杜望的报告《康熙朝起居注官侍直制度略探》，通过《康熙起居注》和会典记载，考察起居注官的侍直人数、满汉差异、宫内和扈从记注情况，梳理记注官侍直制度的发展脉络。康熙朝处于侍直制度的形成、探索期，始终保持较高的随意性、灵活性和实用性。侍直安排具有制度化倾向，并遵循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尽管汉记注官人数占优，但满记注官侍直的机会更多，也更受皇帝信任。尽管起居注官在当时可谓是一股“清流”，但在“崇满抑汉”的大背景下，终究难逃窠臼。

叶宪允以《清代常州吕氏文化世家》为题作了报告。明清时期禅与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江南文化发达，出现了很多的文化世家以及闺阁才女。常州吕氏文化世家，初祖吕宫，然后传承是吕廷鵷、吕瀶、吕尔禧、吕子班，吕子班有五子，吕佺孙、吕佶孙、吕备孙、吕倌孙、吕俣孙。吕佺孙有子吕懋荣，曾佐曾国藩、左宗棠幕，以军功为浙江归安知县，娴于书画。吕懋荣妻王采蓝工诗书，得丹青家传，是太仓著名画家王原祁之曾孙女。另吕子班侄女、吕子珏女儿吕采芝，也是一代女词人。另外，吕宫次子吕瀶、吕瀶四子吕尔喆、吕尔喆嗣子吕子珊、吕子珊次子吕佑孙，吕佑孙次子吕懋先，吕懋先子吕德骥，就是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吕思勉的母亲程梫、姐姐吕永萱，也是工诗词的才女。

秦燕春分享了她的近作《“经义与治事”：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与儒学》，蜚声学林的史学专家郑天挺（1899—1981）尝以教授身份兼理北大、西南联大校政多年，并因德行高尚获得时人交口称誉。文章经由梳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认为郑氏与儒学特别是与心性儒学之间有深厚的精神渊源。这是至今研郑者均少有问津的桃源深处，却正是郑天挺一生不废学术而能善处行政的特殊长才的根基之所在，也是儒学“经义与致事”并重的传统化育之流芳。

第四场由杨秀主持。王永健作了题为《日本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视阈——兼论与中国艺术人类学之比较》的报告。民族艺术学在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属于专业教育为主的学科之下高校自设的学科。作为日本学界的一个专属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民族艺术学会”的建立而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艺术学与艺术人类学、民俗艺术学存在很多交叉共域之处。民族艺术学研究是一种超越既定学术框架的研究，它将艺术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活动进行研究。民族艺术学研究一开始就秉持全球化的学术立场，不仅关注本国内民间艺术和当代艺术领域的研究，而且也关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事象。通过在日本访学期间的田野调查，结合文献梳理，探讨日本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视域，并试图将其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进行比较，以期能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安丽哲在报告《美国的婚俗与服饰文化的演变——以拉斯维加斯为例》中指出，美式的传统婚礼仪式过程比较复杂。在此只能选取特定地区的婚礼中有关新娘的一些民俗事项作为分析其文化特色的样本。可以说，没有一个文化是孤立发展的，它都有着自己的源流与历史。每一个传统仪式中的古老事项都是先人曾经经历的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生活的表征。通过这些民俗事项，我们可以部分还原其物质生活、精神信仰、社会结构与审美倾向。美国的传统婚礼脱胎于欧洲的文化，又成长于新的环境，经历了由简单的家庭式的婚礼，复杂的教堂婚礼再到多元化的拉斯维加斯式的婚礼，反映了美国人们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变以及精神追求的改变。

侯百川报告的题目是《论文化的异质折射现象——以京味文化中诸多文学现象和思潮遭遇普遍误读为例》。他指出，文化的异质折射现象专指表层文化一致的文化群体因为深层文化不一致而发生误读的现象。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所以这种现象也就不鲜见了。因为历史原因，京味文化中古代满洲文化积淀深厚。很多京味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和学者、导演，他们的作品和著作中也必然会体现出传统满洲文化的一些观念思想和价值趋向，这些内容往往被外地的评论家和学者误读为“大城市特色的”、“西方思潮的”、“市场经济影响下的”。这些评论家和学者对京味文化的传统满洲和旗人文化的底色缺乏了解，所有的评论和揣测都是出自自身文化的经验。这类事例可以成为“文化异质折射现象”例证。

汪欣围绕《艺术介入传统村落保护实践探析——以福建屏南县艺术乡村建设为例》进行了论述。艺术乡村建设是艺术家以艺术形式介入乡村建设，以“艺术家”为乡村建设的规划者和实施者，以“艺术”为乡村建设的新型资源。其目标是以艺术激活乡村文化、推动村落复兴、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艺术家通过改造村落景观面貌、引入新的投融资渠道、为村落注入“艺术”资源以及重塑村落业态，激活村落发展的内生力。在艺术乡建的实践中，留守村民、候鸟式村民、返乡乡贤和新村民共同构成了村落保护的主体。“艺术”则赋予了村落新的价值，重塑了村落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命题——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是否还应执着于本土与外来之分，外来文化是否必然造成本土文化生态的失衡。

黄雨伦在《论新形式主义的电影批评》中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热潮，精神分析、性别研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渗入了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但是，对理论不加分辨的使用，使得理论不再是帮助我们澄明经验的手段，而愈发沦为另一种自动认识装置。为反对理论滥用，大卫·波德威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种新形式主义电影批评。这种电影批评强调电影超出叙事文本的一面，将其视作一种综合的、多媒介的艺术形式，希望在镜头、叙事、表演等元素的综合中，把握一部电影的闪光之处。新形式主义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对美学领域和非美学领域进行区分，认为电影的陌生化既存在于电影和日常之间，即电影将素材从日常中提取出来并加以变形的过程，也存在于电影和电影之间，即每部作品不同于另一部作品的特殊表达。因此，这种陌生化并非绝对不变的，而总是相对的、历史的、变动的，作品也得以在新的观影体验中被不断激活。

最后，与会学者针对发言人报告的内容提出一些问题，并进行了热烈讨论。李修建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双所会”内容充实，新论迭出，令人受益匪浅。期待明年的会议能够通过设置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讨论。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学研究所年度学术交流会（2021）在论学问道的氛围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