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廷祚治解经《易》的首要工作，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还复本然

程廷祚治解经《易》的首要工作，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还复本然

程廷祚治《易》的首要工作便是正本清源，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还复本然，他从《易经》文本的辨伪和考证入手排除历代解释者“先见”，对汉、宋以来《易》道隐晦不彰的解经误区予以检讨，曰：“知有《易》者莫不知有孔子之说，而《易》卒，何也？百家纷纭，或乱其外，或迷其内也。乱其外者，若卜筮纬候之类，而河图、先天为尤甚。迷其内者周易正解，若卦变、互体之类，而阳位、阴位、乘承、比应为尤甚之。数说者皆自以为出于“十翼”，而天下信之不疑者也。”⑩在他看来，无论是自汉以来的卦变、互体或承、乘、比、应等解《易》体例，还是自宋以来的所谓先王所作、实则杂以释、道的河图、洛书、先天、太极等易图，莫不是后儒假托《易传》的穿凿附会之说，此种解经方式非但不能彰明经典本旨，相反却因遮蔽经典的本来面目而陷入“离经叛道”的泥潭，因而他对象数易学与图书易学是一概否弃的，如他曾就象数易学向朱子发出诘问，曰：“卜筮，易之一端，因而淫于术数者周易正解周易正解，君子弗贵也。然古者卜筮之法，今亦不可得而详矣。《左》《国》所记，后儒所言程廷祚治解经《易》的首要工作，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还复本然，余曩疑其多不与《易》应。夫不与《易》应，则非自然之道矣。岂以圣人而为之哉？朱子以《易》为卜筮之书，而所作《启蒙》，往往谬于《大传》，朱子且然，而况他乎？此余所以屡置之而不敢议也。昨著《正解》既竣，始挑其不与《易》应者数事，别《占法订误》一卷，以俟后之君子。”(《易通》，第623页)他认为后儒专以卜筮治《易》的解经方式并不可取，《左传》《国语》的卜筮之法无法证实是先王之法，所占之道亦非先王之道，而朱子以《易》为卜筮之书的解释方式容易陷入支离、繁复，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故而作《占法订误》以匡正朱子象数易学与《周易》相悖之处，恢复《周易》之历史本真。

在程廷祚看来，象数、图书皆为《易》之义理内涵的外在表达，过度使用象数、图书的解《易》方式非但不能明晰经文意涵，反而容易陷入支离、繁复，致使义理不明。程廷祚的易学研究工作就是透过对象数易学、图书易学的检讨，祛除象数、图书带来的思想遮蔽及遮蔽背后解释倾向的形上性，回到《易》文本本身。如他所讲：“孔子作《传》，深明观象玩辞之法……廷祚生乎二千余年之后，观群言之淆乱，始尝泛滥求之……自乾隆丙辰迄于庚申，五易寒暑著《易通》如千卷，乃尽去旧说之未安者，以求合于孔子之说，以上溯乎包牺、文王之意，而冀其万有一得。”(《易通》，第387页)其所著《易通》尽弃前儒牵强附会之说，力求合于周孔正学，所欲回归的不仅仅是回到经典文本，还要回到原初的经典之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经解经”的解释原则，即以《易》之古经为文本依据进行解读，以求契合周孔本义。他在《易通》之《周易正解》卷首阐述其解《易》理路，曰：“时有友人贻余书，诘余注《易》之始末。余报之曰：六经惟《易》为绝学，以后儒不知以经解经而自解也程廷祚治解经《易》的首要工作，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还复本然，且《诗》《书》孔子不为作《传》，而于《易》作之，不欲遗后人以所难也。然则易道无由入，‘十翼’其《易》之门乎？廷祚之于《易》，全体大例求之《系辞》，彖爻之义求之彖象二《传》，不敢自立一解，不敢漫用后儒一说。”(《易通》，第438页)此处程廷祚再次强调治《易》应以经解经，切忌离经而言道，应以孔子“十翼”为解《易》门径，并世儒者晏斯盛也主张从“十翼”出发理解经文，因为“十翼”解释《易》最能体现其本义。(11)程廷祚“以经解经”所据之“经”除了《易经》，还包括《系辞》《彖传》《象传》，除此之外尽弃后儒经说。汪学群指出程廷祚解《易》比例依据孔子“十翼”，因其“真正反映了《周易》的本质，是对《周易》经文的最好注脚”，故有“以经解经”“以传解经”之说(12)。此处“传”的引入说明了程廷祚对周孔之学倍加尊崇，作为解释性文本的“十翼”依经而生，传达、解说着经文的义理内涵，使文本精神得以有效的延续，凸显了文本的原初性和权威性。如果说“以经解经”是为了复明经所蕴含的内在义理，那么“以传解经”则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经文意涵，把握文本原义及其内在精神。

那么如何透过文本经文把握圣人之道？程廷祚认为解《易》还需遵循文本解释体例，他依方苞所授编纂了六条解经体例(13)，曰：“窃谓：善治经者，必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宜求经之比例诸说。其即先生所谓‘比例者’与‘论以六条编书’。一曰正义，当乎经义者，谓之正义，经义之当否，虽未敢定，而必择其近正者首列之，尊先儒也。二曰辨正，辨正者，前人有所异同，辨而得其正者也；今或正义阙如，而以纂书者所见补之，亦附于此条。三曰通论，所论在此而连类以及于彼，曰通论；今于旧说未协正义，而理可通者，亦入焉，故通有二义。四曰余论，一言之有当，而可资以发明，亦所录也。五曰存疑，六曰存异，理无两是，其非已见矣，恐人从而是之，则曰存疑；又其甚者，则曰存异。'”(14)此外他还指出解经过程中把握易简、刚柔的重要性，曰“易简者，道之大原。”(《青溪集》，第299页)“欲辨其是非莫如反而求《易》之要，《易》之要在于刚柔，八卦之所以然，六位之所以然，与卦象反对之所以然，卦体内外之所以然。”(《易通》，第388页)他认为辨析宋儒解《易》之是非离合在于把握《易》之要，而《易》之要在于易简、刚柔(15)，把握《易》内在的义理内涵是解《易》的出发点，其中凸显的回到《易》文本本身这一治《易》路向既可以剥离象数、图书易学的遮蔽，又可以有效避免再次解释的主观性，这一解释原则奠定了程廷祚义理易学由文本探究义理的解释路向。此种解释路向既是对颜李学派尊信周孔正学传统的发扬，也是有清一代“回归原典”学术风尚的典范，研究旨趣呈现出“宜以我从经，而无强经以就我”(16)的复古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