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思想与儒释道的关系，你知道几个？

苏轼思想与儒释道的关系，你知道几个？

摘 要：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的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在灿若繁星的古代伟人群中，他一直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华。儒道佛的思想智慧被诗人融会贯通，在诗歌的创作吟唱和人生的审美了悟中臻于化境，千百年来浸润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而这正是诗人文学审美和人生关照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 苏轼 儒释道 思想

苏轼思想与儒释道的关系，自宋以来就是议论多且争执大的话题。对此，学界大略有三种见解：其一谓其前期以儒为主，后期以释老为主；其二认为是儒释道相混合的思想；其三是认为以儒家思想积极面为主，佛老思想是对付政治迫害和困苦遭遇的精神武器。

三种说法各有见地而持论不尽相同。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基本态度是既有吸收，又有扬弃，融会贯通、兼容并包，因而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复杂而丰富的面貌。从政治上看，表现为一种积极入世、忠君济民的精神，以儒家思想为主；但在生活上，在处世和人生态度上，特别是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处于逆境时，就更多地表现为佛老思想，常常以“静”和“达”来对待并排解人生的种种不幸和苦闷。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矛盾，经他消融调和之后，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是所谓的苏轼思想。

一、兼收并蓄

从时间上看，苏轼的思想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和侧重面，但三家思想纵贯他的一生，无论在哪个时期，他都不曾彻底抛弃或皈依其中任何一种思想。

苏轼年轻时喜欢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他觉得《庄子》所讲的这些道理，正是自己心中向来所思所想，只是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不仅对老庄，就是对道教的道术苏轼也深有爱好，八岁时就在天庆观北极院跟随道士张易简读小学。正是从小将道家思想融会到自己的人格修养中，才使得他在之后的人生艰苦和尴尬艰难中，得以自我保全、自我调适，超然旷达而不怨天尤人。

苏轼自幼生长在一个佛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父亲苏洵喜与名僧交往，母亲程夫人更是笃信佛教，虔诚佛理。所以他很早就接触佛教，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惟度和惟简大师交往；任杭州通判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一闻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贬居黄州时，他在很长时期中“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在黄州近五年的时间，他常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在他著名的《前赤壁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受到老庄佛禅的影响，常常透过无限的宇宙空间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齐物逍遥，物我两忘。

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苏轼，也始终未泯灭治国安邦、“致君尧舜”、“尊主”、“泽民”的政治理想。他停留过的每一站都留下了斐然的政绩，在凤翔，修改衙规，为民造福；在杭州，修复六井，疏浚西湖；在密州，为民请命，抗击蝗灾；在徐州苏轼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身先士卒，奋战在抗洪前线；在黄州，拯救弃婴，摒弃恶俗；在岭南，身体抱恙，关心民生疾苦；在琼州，鼓励黎民发展农业，充当文化使者。东坡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儒道佛三教的思想，在苏轼一生的不同时期，尽管有主次的不同，有消长的变化，却始终是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

二、批判继承

苏轼对儒道佛三教的思想既有吸收，又有批判和继承。但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苏轼吸收儒道佛三教思想的同时并不迷信盲从，而是铢分毫析，批判扬弃，从而达到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目的。

从对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看，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积极入世的，而释、道思想的主要倾向则是消极出世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

苏轼看到这种矛盾后，在政治上奋发有为，期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他指出佛老思想之虚空不着边际，很难实行，即使真的实行了，对“人主之名器爵禄”也是有极大危害的。因而他大力推崇韩愈和欧阳修，认为以韩愈配孟子是相宜的，认为欧阳修“其学推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之”。

但当处于逆境苏轼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难于实现而个人又遭到排斥打击时，他又看到了佛老思想中弥足珍贵的一面，更多地接受其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寻求精神的寄托。随着生活阅历的逐渐丰富，苦闷的官场生活，以及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无常体验，促使苏轼思考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于此同时对佛老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他曾有不少诗文记载自己从佛寺、名僧那里寻得的安憩与慰藉，如《宿临安净土寺》。

他还在当时思想界三教合一的历史大背景下调和儒道佛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看到了佛道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毁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了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可见，他对三教思想已经深入理解，融会贯通了。

三、出神入化

从总的倾向和基本精神看，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出于一种人生幻灭，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和体验。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超世俗、超功利的。

苏轼吸收佛老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以构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的，因而也是自由纯真的，其积极意义在于体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

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作为艺术鉴赏的两种境界。此处借用“无我之境”来表示苏轼出神入化的人格追求。即“吾丧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顿悟解脱”、“明心见性”、无待而逍遥、自由而高蹈，是一种审美境界，是一种超脱世俗的自由之境。

他在《答毕仲举》中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里的“静”和“达”，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世俗人生的超脱，第二个层面可以理解为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无比的阔大，可以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时空、任何境遇下，包括心如死灰、形似枯木的极端境况之中，都能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乐，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但这种境界，在充满算计、尔虞我诈的尘世中，是很难找到，也是很难实现的。

这种“无我”的人生追求常常只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理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想象，而作为一个诗人苏轼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把这种追求和想象熔铸在他的作品中苏轼思想与儒释道的关系，你知道几个？，就变为一种审美境界。例如《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超然台记》等作品中所创造的，就是这种不受外物羁绊的、超旷自由的人生境界。在《前赤壁赋》中，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东山，白露横江”的情景下，苏轼郁闷、压抑的心灵极为舒畅和洒脱，他感觉自己“浩浩乎如冯虚御风，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在于他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这是与庄子齐生死、齐得失、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他所追求和构筑的这种人生境界，除了熔铸为艺术境界，表现于许多杰出的作品之中以外，在诗文中还有不少对他自身内心体验的直接表述，如“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在给弟弟子由的书中说：“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此外万端皆不足介怀。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吾作乐事也。”他在《黄州安国寺记》说：“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这种境界不就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任情逍遥的情感体验和人生境界吗？

正由于他对佛、老思想持这种态度，因此他能入亦能出。许多人引用他的《和陶神释》诗：“莫从老群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认为是他对佛老思想的否定，或者说是由于在佛老思想中得不到寄托排解而产生的一种信仰的幻灭。其实纵观苏轼一生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妨说，他从早年到晚年，学佛学道苏轼思想与儒释道的关系，你知道几个？，实在并未真正相信过佛道所宣扬的那种虚无缥缈的仙山与天国。这些诗句只不过是表明他对于佛道思想同样不受其束缚羁绊，能入亦能出而已。

综上所述，儒道佛三种文化思想的融合，形成了苏轼独特的思想内涵。在政治上，他表现出积极入世、忠君济民的儒家思想。在仕途处于逆境时，他又表现出道家的“无为而治”和佛家的“静达圆通”，他在本为玄虚缥缈的佛老思想中去追求一种简易、实用的思想境界。苏轼对儒道佛三教思想兼收并蓄，批判继承，出神入化，从而构筑了诗人完美的文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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