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萌芽期，儒道两大主流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萌芽期，儒道两大主流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摘要：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萌芽期，诸子百家在各自的学说、著作中有意无意地渗透出一些审美意识，各成一家，各具特色。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学说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主要表现为好利恶害的人性说、重质轻饰的审美观以及重用轻文的文化论。

关键词：人性；审美；功利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76-2先秦，是中国美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一部系统成熟的美学专著，但诸子百家的一些重要著作之中已散见出审美意识，而这种审美意识往往表现在对美与人性（欲望）、美与文明关系的探讨上。对此，儒道两大主流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儒家承认人的欲望存在的客观性，肯定人的情感价值，主张用礼乐调节人的情感，节制欲望；道家则主张清心寡欲，否定人的情感和文明的价值，而在这两大主流观之外，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也发出了与二者都不同的声音。

一、 好利恶害的人性说

最早提及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将人性的终极来源看做是天道，是一种先天的存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他对人性的观照视角是基于现实的生命体验，“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样他在无形中无疑为人性道德的来源开辟了两种路向，一种是孟子的“性善论”，即人性本善，一种是荀子的“性恶论”，即人性本恶。

孟子从孔子的道德的先验预设出发，提出“生之谓性”，即性来自于天，是人天生固有的，《孟子・告子上》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他认为人性向善就如同水流就下一样是一种自然不过的事情，“仁义礼智”不是君子专有的美德，而是出自人的本心。

荀子则从孔子观照人性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具体而言，人性之恶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又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而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荀子・性恶》）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两人都承认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不同的是荀子所看到的只是“好利恶害”的消极面，而韩非既看到了消极面，也看到了积极面，于是他又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韩非子・六反》），这就是说，“好利”，固然会引起“争夺生而辞让亡”，但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人竭尽全力争取成功。这是因为“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换言之，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和欲利之心出于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

韩非子承认人性自利，人都有欲利之心，但欲望过甚轻则个人招致灾祸，重则危及君主统治， “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韩非子・解老》），又说“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害至。”（《韩非子・解老》）。所以他又进一步提出要用严刑峻法控制民众的欲望。

二、 好质恶饰的审美观

在“好利恶害”的人性说的基础上，韩非子强调“务本”，崇尚“功用”，以文学艺术为核心的众多审美活动道家美学思想的审美形式，皆因与其政治理想相背离而受到排斥，表现出好质恶饰的功利性。

三、 美的内涵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对于“美”这一哲学概念并没有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那样孜孜不倦地深入探寻，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和论证，一般情况下，“美”与“善”、“好”等词是混用的，韩非子也是如此。《韩非子》一书中，“美”的含义大致有两种：

第一，“美”的伦理学意义，与“善”、“好”基本同义，或兼有“善”、“好”之义：

“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胫毛不改；”（《五蠢》）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内储说上》）

“诸用事之人，壹心同辞以语其美，则主言恶者必不信矣。”（《三守》）

“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被看做是“三美”，这里的美就与“善”同义，指人的道德行为；“不蔽人之美”、“壹心同辞以语其美”这两句里的美与恶相对，指人的好处。

第二，“美”的美学意义，指美丽、好看：

“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备内》）

“景公与晏了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日：“美哉！涣涣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外储说右上》）

“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八奸》）

这里的“美色”、“美宫室”都是可供人观赏的，已经具有了审美属性，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美”就是专属美学范畴的“美”。

四、 好质恶饰的价值取向

对于客观事物之美、言辞之美，韩非子并不是意识不到，只是在对美做出价值判断时，他自有一套价值标准。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之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

韩非子对情、貌、质、饰做出了明确的取舍，即“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所谓“质”，即事物的质地，其本身固有的样子，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内容；所谓“饰”，即事物所依托的外部装饰，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形式。在韩非看来，像珠玉这样的东西，本身就是美的，不需要任何人工修饰，“其质之美，物不足以饰之”，如果事物需要靠人工修饰才美，那它的本质就是不美的。换言之，韩非子认为只有自然的，客观存在的，不经人工雕琢的事物才是美的，而那些靠修饰的事物则是虚假的，华而不实的，所以要取质去饰。

事物的美诚然是由其本身的内容或者说内在属性所决定，但任何事物都是既有内容也有形式的，美的事物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表现形式才能彰显其美的本质，即使像和氏璧、隋侯珠这样的稀世珍宝，如果没有颜色、光泽、形态等外在形式的衬托，美也就无从显现与把握。“恶饰”，反对过分纹饰事物，藻饰言辞，对于矫正崇尚奢靡的社会风气和言辞华丽的文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割裂了事物本身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使美和艺术陷入了形而上的泥淖，是不可取的。

然而，韩非子在反对“文饰”的同时，又认为“物之待饰”可以使之更美，如：“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韩非子・显学》），这里就指出了粉黛可以文饰面孔，使之变美。这与上文“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的论述看似矛盾，实际上渗透了韩非子美学思想的功利性色彩，李泽厚、刘纪刚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对此的解释是：“韩非反对儒家的文饰，是因为它有害于功利。然而在文饰有益于功利道家美学思想的审美形式，成为取得功利的必要手段的时候，文饰就是很重要的了。韩非子的功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说，在对待审美价值判断的问题上，韩非子是始终以“功用”为标准的。在《问辩》中，韩非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功用为之的彀”这一美学原则：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砒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界、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则异、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辩》）

五、 重用轻文的文化论

“文”在《韩非子》一书中出现的不多，且含义不同：第一种是“文”的本义，即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韩非子・十过》里所谓“茵席雕文”即取此义，偏重于审美，上述韩非子好质恶饰的审美观时，对此已有论述，兹不赘述；第二种是指文献、经典，如“儒以文犯禁”（《韩非子・五蠹》），偏重于文化，以下将着重分析韩非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受其人性说和审美观的影响，在对待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方面，韩非也是予以驳难，认为“文害法”、文害用”、“文害德”。在著名的《五蠹》一文中，韩非子开篇即批判了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文化：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

在韩非看来，儒家学说所倡导的那些礼乐文化是与当时的时代不相符的，干扰了国家的法令，不利于国君的统治，是应该被禁止的。不仅如此，他还把礼乐文化归入虚伪矫情之类，认为它们是对人性的背离和矫饰，如上文所述，韩非认为人性是好利恶害、充满欲望的，这是人最真实的本质，而礼乐文化则是在试图掩盖这一真相。在韩非看来道家美学思想的审美形式，“礼者，所以貌情也”“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韩非子・解老》），“礼”之于“情”犹如“饰”之于“质”，二者是不相容的，必须取情去礼、好质恶饰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萌芽期，儒道两大主流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人性本真的一面，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只有争斗才能生存，礼乐教化是不能富国强国的。韩非对当时的形势把握得是相当准确的，所以秦国采用了他的学说，严刑峻法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萌芽期，儒道两大主流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才有了后来的灭六国一统天下；但他没有深刻认识到礼乐文化对人性塑造的积极意义，他的学说中缺少了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因而尽管能帮助秦国夺取天下，却不能长久坐拥天下。

总的来说，韩非子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以“功用”作为评判一切事物有无价值的标准，“忌视文学，菲薄技艺”，一方面，表现了其褊狭的文化观，将功用性置于审美创造之上；另一方面，“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也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文化艺术的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只是由于受历史条件和阶级性局限，将其定位为“非所务”的“缓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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